中国社科院日前发布的2012年《国际城市蓝皮书》指出，经济增速在全国垫底的京沪，两地服务业发展水平由于在全国已经最高，考虑到要加快经济转型，日益更多地依赖服务业，而不是重化工业，因此整个经济可能会陷入后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并不存在什么“收入陷阱”，需要认真提防的是“制度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是世界银行2006年提出的一个概念。意思是说，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常常出现经济失速或停滞的状态，导致其长期徘徊在中等收入国家水平，而无法跻身于高收入国家。很多人预测，中国也将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之中。虽然有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等前车之鉴。但是，并不存在臆想中的收入陷阱，那只是表面现象。毋宁说，在“中等收入陷阱”背后，事实上隐藏着的是“制度陷阱”。

　　所谓制度陷阱，集中表现为：伴随着经济增长，政府的干预、管制、税负、寻租、腐败等也在不断增加，逐渐削弱了人们从事生产性活动的意愿，窒息了后发展国家的经济增长动能。虽然在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发展中国家往往有很好的意愿来保障或放任私有财产和自由交易的增长，但是中间却半途而废了，于是出现了增长乏力、收入停滞的状况。这种增长动能的丧失，主要是一种“制度磨损”现象，而不是由于成本上升、人口红利结束、要素禀赋改变等因素造成的。这里并不存在宿命论般的“收入陷阱”。

　　不仅中等收入国家存在制度陷阱，包括欧洲各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同样深受干预主义和福利主义等制度陷阱的困扰。干预主义作为一种流行的国家管理理念，将保护私有产权和自愿交易之外的功能授权给政府，导致腐败、寻租、阻碍自发的经济合作等不良后果。福利主义则借助强制手段将国民纳入单一、低效的政府福利合约，从而阻止了私人储蓄、商业保险、慈善救济、亲属抚养等多样化的私人安排和市场模式的充分发育。它通过强制性的成本转嫁机制甚至将尚未出生的子孙也绑到同一辆战车上，终于导致欧债危机的爆发。这种制造和扩大“外部性”而不是尽可能缩小“外部性”的制度设计，必然造成高税负－低生产意愿－高赤字－更高的税负－更低的生产意愿－更高的赤字的恶性循环。如今，欧盟的做法是将更多的人诱骗到同一艘沉船上，而不是让各国人民打造自己的“方舟”。可悲的是，很多欧洲人似乎不愿逃离这一制度陷阱。

　　与很多发展中国家或发达国家一样，中国经济在发展过程同样伴随着类似的“制度磨损”。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允许人们勇敢地“摸自己的石头”，在储蓄、资本积累和外来投资的驱动下，新的分工合作形式、新的产业领域不断涌现，而管制活动未及覆盖这些新开辟的疆域，但是，随着管制的不断跟进和强化，经济自由遭到削弱，国进民退，政府收入膨胀，民营经济溃败成为一种普遍的预期。当前，侵犯私有财产和交易自由的力量正不断壮大，日益侵蚀着我国的竞争力和发展动能；福利制度也将成为难以承受之重。(宋澄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