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1月底，谢刚获知，新星出版社已提前一月完成全年任务，原定3000万元左右的回款，已到账4000多万——比去年同期增长近60%；原定发行码洋9000万左右，已经突破1亿。

　　码洋突破一个亿，对出版企业来说是一道槛，它通常意味着企业从小型向中型的提升。但是社长谢刚却并未显露出春风得意,他甚至还泼冷水,“发行部预测2012年的回款会达到6000万，我们不能发展这么快。”此时，读者出版集团刚向新星注资两千多万元，获得三成股份。

　　“我对新星的快速发展并不认同。”从7年前重塑新星出版社开始，谢刚要做的就是一个“精致的小的出版机构”，定位于生产“知识分子的休闲读物”。

　　单从码洋与规模来看，在大型出版集团与民营出版企业环伺之下，新星出版社毫不起眼，但其近年来所走出的小而专的模式，以及图书设计的精致与品味，在一片“做大做强”之声中，给粗放繁荣的中国出版市场带来一股清风，成为业内话题和研究的对象。

　　“午夜”的怒放

　　2004年，35岁的谢刚厌烦了宣传与行政事务，从最高法院下属的法院出版社副社长位置上退出，放弃副厅级仕途，去谋划他真正的出版梦想——做侦探出版。

　　他从学生时代就爱看侦探小说，至今已藏书三四千本。他选中了新星出版社，这家由中国外文局主管的出版社此前主要对外发布中国政府白皮书，并无面向国内的出版权，“几乎是一张白纸，可以按自己的思路去设计。”

　　从2004年底到2005年初，谢刚拎着黑色人造革提包，骑着一辆“飞鸽”自行车辗转北京各处，完成新星出版社的注册工作。全世界规模最小的出版社成立了——直到2005年出第一本书时，谢刚仍是光杆司令一个。

　　2006年，新星出版社“午夜文库”第一作《八百万种死法》问世。中国最大、最专业的侦探小说出版平台诞生。

　　做平台的想法，谢刚从1992年毕业分配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时就有，在最高院工作期间更加强烈。“我在那里可以看到无数的案例。很多现实中的案子比小说要精彩。”

　　更深层的动因来自他对国内侦探小说出版状况的不满，他一直对自己心中的瑰宝被处理成地摊文学忿忿不平，“就像村上春树作品早期引进中国被视作色情文学一样，做得低端了，尤其是翻译，太差了。有的在翻译过程中把谜底都泄漏了，就像你知道比分看比赛，不好玩了。”

　　午夜文库最开始只有两个系列，大师系列与经典系列，后来加了日系佳作，2012年要重点推国内原创。迄今，午夜文库已出版小说三百多本，还有五百多本版权在手。

　　午夜系列让侦探小说在国内的形象脱胎换骨。谢刚曾为钱德勒《漫长的告别》一书设计了五十多个封面，通通被“下属”们否决了。最满意的一个是他特地请加拿大名设计师为每个场景手绘的封面，精美至极，结果被认为“太文艺，不市场”，还被批评一顿，“你想想我当时的纠结。”精美打眼的封面设计，已成为午夜系列乃至新星图书的显著标志。

　　与此同时，谢刚推出了一些赔钱的书。比如《盲侦探卡拉多斯》、《角落里的老人》，销售不佳，但这是该流派的代表作品，他认为必须要涉及，“因为午夜文库的意义在于推广侦探文化，每个流派都要完整，这样整个侦探小说的发展脉络才会清晰。”甚至，他还推出了推理小说理论方面的书，如朱利安 西蒙斯的《血腥的谋杀》。

　　“我们所用的纸都是按我们自己的配方造的，最早的红壳书，比较小的字体，都有一套专业的设计，一直沿用下来，是做给固定的读者群的。”

　　侦探小说在新星手上，由大路货变成了精品。午夜文库占了新星图书出版品种与发行量的60%。而在国内市场，则占了销量的40%左右。

　　“阅读之前，没有真相”，这是午夜文库的广告语。在谢刚看来，侦探小说有3个作用：娱乐，精神冒险，智力训练。这也是知识阶层在通俗文学中独爱推理侦探的原因。“常看侦探的人，逻辑思维能力、归纳能力、观察事物能力都较强。”

　　如同劳伦斯 布洛克所说，“(我的作品)不能改变你的人生，但能伴你度过一个个不眠之夜。”午夜文库培养起了一大批侦探小说迷。据新星估计，初期午夜每本必买的读者大约在500人左右，现在则上升到15000人。

　　新星带动了国内侦探小说的出版风气。相应地，国外的版权费用水涨船高。午夜文库刚开始做时，国外有作者授予10年的版权，只用500美金就可拿到，现在不一样，一本版权可能要四五千美金才能拿到。

　　做与不做

　　新星名气渐大，许多“项目”找上门来。谢刚拒绝过许多“可能会丢新星脸的书”，无论它是来自书商动议还是“有关”部门的压力，抑或是自己内心的冲动。比如，新星拒绝教辅、穿越、青春文学、心灵鸡汤、浅说历史之类的书，哪怕它们赢利的诱惑再大。

　　说到出书赚钱，谢刚不外行，他曾经运作过最畅销的网络小说《第一次亲密接触》，手里也捏着郭敬明、桑格格等一批畅销书作者的版权。

　　“我们的定位非常清晰，立志做有趣味的知识分子休闲读物。我们基本不做纯学术很专业的书，但也不是完全通俗化。”谢刚说，当然也有可能超越这个定位，比如熊培云的书，是算社科类读物，还是通俗读物呢？已不仅是知识分子在读了，大众也在读。

　　熊培云身跨学者、记者、作家三界，目前他在新星出版的《自由在高处》、《重新发现社会》、《一个村庄里的中国》等书以其深刻的思想、强烈的现实关怀与鲜活的文笔而为读者追捧，不断登上畅销书榜单。

　　除了午夜文库，新星还有大端文库，主要是做高端的社会科学方面的书，学术书、文化书。比如马上要出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非常有价值。学而文库更多侧重于文化和历史，东西文库则涉及生活时尚。

　　“好卖但无价值的书，新星一定不会出。卖不掉但有价值的书，新星有可能会出。我们每年会有一定比例出这些书。”新星曾出过一本纯数学的书，书名谢刚都记不住，对作者而言是一生的总结，书一共只卖了800本。再如新星即将出版的《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五十年史》，这本书也不会嫌钱。

　　做一些吃力不赚钱的事，戒急功近利，新星的风格在当下的出版市场显得有些另类。“有的出版社是竭力掘取作家的价值，让作家昙花一现。当一家出版社一年推出一个人四五本作品时，你还会买他的作品吗？质量一定不能保证，这是对作者不负责。”谢刚说，新星还是尽量维护好作者，长线合作。

　　新星不算巨而富的出版企业，但对国外成熟的市场却能明辨良莠。国内一家出版企业想一次性买断日本推理大师江户川乱步几百本书的5年版权，一次性要投入2000万。这已经不符合图书的出版规律了，有多少中国读者5年能消化一个人的几百本书？版权公司经慎重考虑，还是卖给了新星。新星只选了13本，13本足以将这个作家的基本风貌介绍出来。

　　“我当初做新星时，因为经历了很多事情，实际上是想躲进小楼成一统，静心做一点自己的事情。”谢刚说，“新星今天的发展速度较快，但我们依然是刻意地往回收，没有放任发展，而是有限度地发展。”去年年底新星开董事会，把2012年的增长目标控制在20%之内。

　　“我只是一个文化人，不是一个商人，不能也不想成为企业的纯商业的管理者，只想成为一个有点文化理想的出版管理者而已。”谢刚说。

　　作为一个文化人，谢刚比想象的要朴实憨厚，作为一个出版商，他没有想象的那么精明，但你看到新星的良性成长与良好的口碑时，你会发现，憨实的新星潜藏的可能是一种不为人知的智慧。

　　“我们就想做一个专业的出版社，大的出版集团是可以追求规模的，小的出版社在资金不能匹配的情况下，走专业化路线是一个理性的选择。侦探小说我们已经遥遥领先了，任何出版集团要做侦探小说，无法绕过新星，我们只有做专，才有自己的立足之地。”

　　在这个小领域内，新星谋划了多元化发展。数字化出版方面，新星起步非常早，从2006年开始就做数字化的阅读产品。2007年做了声动网，现在有一万多小时的声音内容。还成立了一个影视工作室，为影视公司提供版权和剧本资源。

　　如何定义新星的成功？“目前的发展是在我预想之内的。新星始终没有脱离出版人的人文情怀，我和我的团队都如此。这是一个爱书人呆的地方，是为爱书人提供产品的地方，我们做的书也是我们喜欢的。”

　　“非常可爱的老大，给力的老大”，“平时大大咧咧，又开明又有自己的坚持”，下属如此评价谢刚。“你会发现我们的工作效率既不像大出版社那样松松垮垮，也不像文化公司那样忙碌紧张。

　　谢刚追求工作和生活的平衡。他养马，在北京市业余比赛中拿过名次，骑自行车，环行过青海湖。在北京时每天在跑步机上跑一万米，每晚坚持两小时看书从不间断，“人只有看书内心才会平静”，“这条道无论它是黑的白的，我会一条路走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