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经济停滞是源于《广场协议》吗？房地产泡沫的影响究竟有多深？为什么经济一停就是二十年，而且有继续停滞的迹象？日本经济停滞的根本原因是什么？20世纪80年代是日本的黄金时代，还是日本传统产业结构的最后辉煌？终身雇佣制真的是日本的优良传统吗？日本应对经济危机的教训和经验究竟是什么？日本真实的社会现状到底是怎样的？日本与中国如何竞争？日本未来可能的出路在哪里？会对世界带来何种影响……近年来，全世界都在研究日本“失去的二十年”，但多是外部的臆测和猜想，日本人自身是怎么反思的呢？

　　池田信夫，现任日本上武大学经营管理研究科教授。在日本经济界和民间享有盛名。他犀利的观察和独到的见解，源于他丰富的经历。他曾任NHK记者、策划，专门负责深入的经济报道和揭露政府滥用财政项目费用；也曾在政府任过职务，特别是担任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首席研究员的经历，使他对日本经济无论是宏观、微观，还是理论政策、现实运行，都有比较深切的研究。

　　池田信夫的《失去的二十年》，全书共分九章，从日本的现状、历史和经济学的角度出发，深刻分析甚至是颠覆了世界对日本经济很多传统的看法。阅读《失去的二十年》，不能不对池田信夫在每章前面引用的名言好好思考。

　　在描写“经济陷入长期停滞”的社会现状时，他引用村上龙的名言：“这个国家什么都有。要什么东西就有什么东西，唯独没有希望”。在提出和反思“失去的二十年”这一核心问题时，他引用叔本华的名言：“通常人们失去朋友不是因为拒绝借钱，而是因为借了钱”。在讲“经济政策的局限”时，则引用凯恩斯的话：“有计划的公共事业，或许可以应对有效需求暂时走低的情况。但是仅建设公共事业是无法迅速建立起一个可以应对景气周期波动的最有效、最永久的制度”。

　　在分析“日式公司走向终结”时，他引用罗兰·巴特的名言：“这个中心之所以存在，不是因为它在向周边辐射发信，只是因为有人在城中设置了这样一个空虚的点来牵制城中的一切变动，使其陷入永久的循环”。在讲“制造立国的神话”时，他引用野中郁次郎的话：“战场上的战斗无法弥补战术上的失败，战术无法纠正战略的失误”。在论述“创新和经济增长战略”时，他引用道奇森的名言：“在这里想要保持在同一个地方不移动，就得不停地奔跑；要是想去其他的地方，那就得以加倍的速度奔跑”。

　　在诉说“不平等的真相”时，他重复藤原正彦的话：“人与人之间绝不是股份、金钱这样冷冰冰的物质联系。我们讲究的是人情”。在谴责“闲散富裕族”时，他引用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名言：“一个社会若将平等置于自由之前，那么它什么也得不到”。在分析“终身雇用的神话”时，他引用卢梭的话：“奴隶在牢笼中失去了一切，连逃跑的欲望也没有了”。

　　在分析日本“失去的二十年”的经济原因之外，在《失去的二十年》一书中，池田信夫对政策原因也特别关注。政策原因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大国谋略为日本泡沫经济的形成提供了政治支持，为日本参与国际经济协调，联合干预日元升值和开放本国金融市场，签订“广场协定”和“卢浮宫协议”埋下重要的伏笔，泡沫经济的重要金融政策诱因至今仍在；二是僵化的体制导致国内政局不稳定，“理想宏大的愿景”总是吞噬经济高速发展期间留下的财富，在长期的经济迷失中，越来越多的日本人开始毅然抛掉“明天会比今天更好”的期待，学会了“知足常乐”，彻底的改革怎么也走不下去。所以，对于现在的日本缺少的不是希望，而是逼迫人们穷则生变的绝望。

　　担心中国经济重蹈日本覆辙，并不是多余的。至少从表面上看，中国崛起有着很多日本崛起模式的印记，相似之处足以引起警戒。美国面临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的双重困扰，过去是逼迫日元升值，现在又施压人民币升值。“出口主导型”的外向经济，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出口对GDP的贡献率达到23%，2005年出口对我国GDP的贡献率达到了25.1%。日本和中国都是高储蓄率和低消费率，即使在日本经济的黄金时代，消费率也一直在60%以下，我国则更低，20世纪90年代以来从来没有超过50%。

　　宽松的货币政策也十分相似，即使在经济不景气中也存在流动性过剩，日本广义货币供应量占GDP最高比例达到了190%，2011年末我国M2占GDP比例已经超过了200%。稳健的财政政策也十分相似，财政收入始终保持较高速度增长，多数时候高于GDP增速，财政赤字一直保持较低水平。以房地产为代表的资产泡沫依然严重，我国房价至今未回到合理水平，即使股市已经大跌，但平均市盈率依然在20倍以上，高于国际平均水平。产业政策也都是政府主导型，如今的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也都和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日本颇为相似。

　　但是，中国与日本也有很大的不同之处，给中国避免日本覆辙提供了较大战略腾挪空间。首先是中国体制较为稳定，容易凝聚共识推进改革；其次是中国人口的“刘易斯拐点”比日本晚，日本的人口红利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已经消失，中国则还可以持续一二十年；第三，日本在经济高潮中已经完成了城市化进程，而我国城市化率才刚刚达到50%，还有近30个点的空间；第四，日本的外资利用率一直较低，便于美欧施压，而我国外资使用率基本在30%左右，会严重影响美欧施压的决心和底气；第五，金融自由化和私有经济让日本政府对银行和企业的控制力较低，而我国的国有制度让政府的控制力很强。

　　日本“失去的二十年”的前车之鉴，中日经济的不同之处，让中国可以及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和推动微观市场改革，从而避免重蹈日本泡沫经济的覆辙。在这个意义上，池田信夫的《失去的二十年》，我们是应该好好读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