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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成立民营银行的战役正在打响，众多公司蜂拥而上。统计显示，截至11月6日，大智慧软件中涉及民营银行概念的公司已经多达到115家，当中也包括部分上市公司为搭民营银行概念股“顺风车”而“申办银行”，其实并没有实质性动作。[详细]
“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与国有大银行的授信缺口之间的矛盾，是民企进入银行业的市场推手。”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在接受本网记者采访时说。
在这个矛盾最集中的2011年，央行持续加码存款准备金率，紧缩货币信贷，使得中小企业融资变得越来越艰难，在浙江甚至出现了企业主“跑路潮”的现象。
而在实体经济走低的同时，银行业却一直保持着高利润增长。2013年上半年，16家上市银行的净利润占全部上市公司净利润总额的近56％，丰厚的利润回报成为吸引民资的强大动力。
从去年十八大召开以来，金融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有关放松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的政策束缚也得到了高层的高度重视。
“民营银行对本行业非常熟悉，特别在软信息的获取上，比国有银行有优势。”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涂永红在接受本网记者采访时说，民营银行的定价机制会比国有银行灵活，在资金的供求操作方面也相对简便，加上其规模小，不像国有银行管理层次复杂，线条很长，从而导致管理成本偏高。
在业内专家看来，信息不对称是制约大型商业银行为中小企业提供服务的一大难题。中小微企业贷款数额小，国有银行不愿意贷款，因为没有规模效益，经营成本较高。生根于民间的民营银行却拥有相当的信息优势，对客户知根知底，极易沟通，可以为其提供质优价廉的金融服务，从而提高自身的竞争力。
另外，民企办银行产权更为明晰。民营银行股东具体，产权关系清晰，经营责任明确，这与民营中小企业有诸多相通之处。
民营银行经营机制更为灵活。市场化程度高的民营银行将具有较高的金融服务效率和市场灵敏度，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发展需要。在实务操作中，与大型商业银行严格的资格审查以及审批程序相比，民营银行经营灵活，决策链条短，服务方便快捷，能够更好地适应中小企业生产经营的特点。
短板同样存在
“民营银行也有自身条件上的一些不足，比如营业网点少，受地域限制。特别是宏观经济出现波动时，抵御风险的能力较弱。”涂永红认为，民营银行在科研的投入上不及国有银行，如信息系统和交易软件的开发等，在涉及外汇买卖等交易性强的业务时，在成本控制上处于劣势，以及在搜集大型公司的财务报表等信息时，民营银行基本上靠业务员人工搜集，从而提高了运营成本。
民营银行吸收存款的能力也无法与国有银行相比。现有的国有银行经过多年运转，已经积累了规模巨大且各自稳定的客户群体，并形成自己的服务特色和业务规模。
“民营银行要走出一条创新发展的路子，要做出自己的特色，根据自己的客户群进行定位，开发出适合自己特定客户群的产品，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不能走大而全的路子。”涂永红说，由于民营银行必须自担风险，进入门槛应相对高一些，开设初期对其业务范围也应有所限制，并非行行都适合发起设立民营银行。
那些具有一定规模的会员或客户资源企业，如苏宁、阿里巴巴等，比较适合设立民营银行；此外，已经成功运用大数据开展电子商务或互联网金融的企业也适合开设民营银行，如阿里小贷、腾讯、苏宁易购和京东等。
2010年5月，国家逐步允许非银行金融机构设立村镇银行。“我们不能总是戴有色眼镜来看民间资本办银行这个问题。中国加入WTO已经12个年头了，回过头来看，确实存在开放有余，而改革不足的情况，外资都可以到中国办银行，民间资本不可以，这个是有问题的，我们应该反思这个问题。”郭田勇认为，要为包括村镇银行在内的民营银行创造一个公平公正的环境。
当前，国务院出台的“金十条”使得民间资本在参股银行之后还可能获得银行的决策权，预示着我国金融机构开始更加开放，给市场留了更大空间。
“国家还应为民营银行成立存款保险公司，这相当于储户的保护伞和安全盾，万一发生民营银行倒闭的事情，能确保储户的利益不受损害。”涂永红说，期待国家尽快出台银行退出的金融制度，如存款保险制度和银行破产条例等。参照美国社区银行的管理制度，国家还应该允许民营银行采取更灵活的利率调整机制和定价机制，可以允许它的利率高一点，以便吸引储蓄，而不至于倒闭。同时还应该为民营银行减税，降低运营成本，扶持民营银行健康地发展起来。
“银行要完全推向市场，降低银行业的准入门槛，进行利率市场化改革，这样一来银行业竞争将更加充分，暴利也将随之消失。”郭田勇说。
“允许成立私人银行、民营银行，但要进行监管。”涂永红说，不管是民营银行和其它金融机构都应纳入政府金融监管的范畴，规范和引导庞大的民间资金进入金融领域，这应该是金融改革的一个大方向。
今年7月发布的“金融国十条”明确提出“尝试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到目前已经有23家民营银行名称得到国家工商总局的预核准。尽管离正式注册成立还相差甚远，但这些申请者及其关联的股票纷纷大涨。9月以来，多只民营银行概念股累计涨幅超过20%，相关上市公司和投资人获得了不菲收益。不过专家指出，民营银行概念在经历资本炒作后渐显“裸泳之势”。市场准入的放开只是第一步，今后要赶上其他银行需要有更加出色的管理，民营银行真正要面临的挑战还在后面。
沈缦云向清廷商部申请银行牌照
生于1869年的沈缦云乃江苏无锡人，因入赘富商之家而弃官从商，1905年，他与“煤铁大王”周舜卿、唐浩镇（民国时大总统黎元洪的儿女亲家）等有名望的同乡商议，决定向清廷商部申请牌照，创办一家专门面对上海滩普罗大众的储蓄银行，资本金定为50万银元。
信成银行：江浙帮联手创办
1906年4月，信成银行顺利在华人商民众多的南市万聚码头开业，周舜卿出任总经理，沈缦云副之。主要参股者有宁波帮大佬周晋镳（上海商务总会四任总理）、湖州籍富商兼大画家王一亭，他们相继当过信成银行的“一把手”。因此，“民营第一行”实际上是由江浙帮联手创办，这为其后二三十年江浙财团雄霸中国本土金融业开了先河。信成银行开业后，信用卓著，存款曾高达700余万银元。
浙江帮银行崛起：浙江兴业银行
1913年9月，“二次革命”败局已定，沈缦云、王一亭踏上逃亡之路，信成银行黯然退场。中国早期民营商业银行的重头戏，由三家继之而起的浙江帮银行领衔主演。三家之中最先面世的，是1907年10月，创设于杭州的浙江兴业银行，它原是浙江铁路公司发起组织的，主要为解决该公司募集的修建铁路股款的接收、储存及周转问题，额定股本100万银元，铁路公司官股占四成，其余商股大部分为浙江帮商人认购，等于是官商合办的银行。1914年，曾留学日本的第一大股东蒋抑卮实施重大改革，将总行移至上海，并在国内银行界首创董事长负责制及办事董事驻行制，杭州人叶揆初出任董事长。至此，浙江兴业银行变身为纯粹的民营商业银行，资本实力和业务规模逐年增长，到1931年实收资本总额高达400万元。
第二家是四明商业储蓄银行，1908年9月创设于上海，额定资本150两白银（实收50万两），它的发起者和当权派均为旅沪宁波帮巨商，如虞洽卿、严义彬（宁波帮“鼻祖”严信厚之子）、周晋镳、朱葆三等，都是上海商务总会的首脑及台柱，阵容可谓鼎盛。凭借宁波帮在国内商界的超群实力支撑，到1931年其资本金总额增至225万银元。
“老三”浙江实业银行前身是设于杭州的浙江官银号（省级官办财政机构），1909年改组为浙江银行，之后又两度改组，官商合办的情形一直维持到1923年。到1931年，银行资本金总额为200万银元。
据学者统计，自1897年至1937年抗战爆发的四十年间，中国本土资本银行累计设立390家，但有多达226家先后停业。在此期间，有两个创立高峰期，一是1917年～1923年，新设131家（同期停业95家），二是1928年～1935年，新设129家（同期停业31家）。前一波高峰，显然得益于一次大战给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带来的外部机遇，但起伏很大，应是多数民营小银行抗风险能力偏弱所致；后一波高峰，则可归因于南京国民政府大体上统一南北后相对稳定的政经格局，以及内资银行业发展趋于成熟。[本网综合]
我国现有存款是具有隐性担保的，一旦阳光化后，对民营银行将弊大于利。当大家都处于隐性担保的情况下时，储户更多考虑的是收益、便利性及服务的好坏，但是如果引入存款保险制度，那么就是说银行存在破产的可能性。在一般的思维里，肯定是规模小的、民营性质的银行破产的可能大，这样人们就都会把钱放入国有大银行。“这就好比明白告诉大家，别跟民营的玩儿，他们不安全。” 而利率市场化对民营银行来说也不是一个很有利的因素。在存款人更倾向于国有大行的情况下，民营银行吸收存款的成本就必然比其他银行高。那么在放贷的时候，民营银行就需要更高的贷款利率才能够实现盈利。
现在，发展西部民营银行时机日渐成熟，借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开启新三十年改革东风”，我们更应该支持民营企业通过发起设立、认购新股、受让股权、并购重组等多种方式投资银行业金融机构，引导民营资本进入金融领域，促进中国经济升级版早日形成。西部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开发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具备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重要经济和民意基础，同时，相较于东部沿海地区，开放程度、联动效应、试错成本较低，可以作为发展民营银行的金融改革试验区，通过试点，探索出适合我国经济发展的民营银行发展之路，为我国新一轮改革开放“蹚路”。
金融业对于资本金要求极高。根据目前的商业银行法，全国性商业银行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10亿元，城市商业银行为1亿元。这些注册资本必须为实缴资本。现实中，即便在山西这样金融不发达的省份，规模最小的城商行阳泉商业银行，注册资本也超过3亿元。该省较大的晋商银行，注册资本近24亿元。大部分上市公司根本就没有能力参与民营银行。实际上，即便是已经确认动向的上市公司，大多数也面临资金链和资产负债表承压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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