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 年12 月24 日, 以“全球衰退与中国机会”为主题的第十一届中国经济论坛在北京中国大饭店隆重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周铁农（左三），第九、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右三），人民日报社社长张研农（右二），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经济论坛学术委员会主席厉以宁（左二），人民日报社副社长何崇元（右一），云南省楚雄州彝族自治州副州长朱非（左一）在会前晤聚。

　　2011年12月24日，在北京的寒冬，也是世界经济的寒冬，由人民日报社《中国经济周刊》主办的第十一届中国经济论坛在中国大饭店顺利召开。

　　这一天是西方的平安夜，却是世界经济最不平安之时。欧债危机仍然没有缓解，世界经济继续下行，发达国家经济形势不甚乐观，此情形于中国，是机遇还是挑战？中国会迎来哪些机遇又将面临哪些挑战？中国2012年的经济形势会更好还是更坏？

　　随着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铁农宣布论坛开幕，一场题为“全球衰退与中国机会”的激烈思想交锋就此展开。

　　人民日报社社长张研农在致词中指出，2012年世界经济形势总体上仍将十分严峻复杂，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矛盾和问题仍很突出。“全球衰退与中国机会”这个话题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为社会各界所关注。

　　确实，场内座无虚席，著名经济学家成思危、厉以宁，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尹中卿、人民日报社副社长何崇元、天津市委常委崔津渡、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国务院参事任玉岭等，与来自20多个部委及全国各地的政府官员、专家学者、企业界人士共300余人，齐聚一堂，求解2012年的经济走向；场外的互联网微博平台上，网友与场内嘉宾进行热烈互动。

人民日报社社长张研农出席论坛并致开幕词

　　世界经济会好些吗？

　　“从发达国家来看，美、欧、日2012年形势特别严峻，但也不悲观。2012年，美国经济还是保持正增长，欧元区的债务危机问题有可能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日本的增长可能还要高一点。世界经济增长率会下降，但不会低于3%，如果不低于3%，还不是太差。”在国际经济形势较为悲观的论调中，成思危是审慎乐观的。

　　在他看来，世界经济究竟下行到什么程度，取决于美国的选举结果，取决于欧元区财政一体化的进行，取决于日本经济的恢复。

　　魏建国或许要悲观一些。他认为，2012年形势将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难预测、最复杂、最严峻、最困难的一年。“世界整体政治经济将处于大动荡、大调整、大变革之中，从目前的伊朗形势，北非的利比亚、叙利亚，再到整个俄罗斯。2012年还有五个国家和地区进行引人注目的选举和过渡，包括中国、美国、俄罗斯，还有台湾和香港地区。”

　　他很担心，欧债危机会不会在2012年导致全球经济的大衰退？“我对它的判断是：判断失误、债务失控、应对失当、信心丧失。2012年3月份是一个坎儿，如果欧洲债务解决不了，可能要退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全球经济衰退。”

　　世界经济的下行尤其是发达国家经济的下行，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无可避免。成思危总结了可能的一些坏结果：发达国家需求的减少，直接影响到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它们实行的低利率政策，会对发展中国家造成通货膨胀的危险；由于发达国家要去杠杆化，减少债务，就要从国外调回资金，包括从中国调回资金。“最近人民币连续贬值，实际就是这样的结果。”

　　魏建国特别提醒中国的中小企业：2012年将会遇到更大的困难。“2011年虽然难度大一些，但还可以挺一挺，2012年欧盟市场萎缩，中小企业还来不及转型的时候，需要政府扶持一把，在严冬下给它一个温暖的棉被或者暖房。”

人民日报社副社长何崇元出席论坛

　　中国机会在哪里？

　　显然，2012年中国的形势会很严峻。经济学界对“经济下行”的意见是一致的。对于2012年中国GDP增速，最悲观的预测是7%，最乐观是9%。在论坛现场，成思危给出的答案是8.5%，厉以宁和魏建国则预测8%。

　　在世界经济一片凄迷惨淡之中，这大概是中国经济调结构促转型的最好时机了。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很明确，就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是采取唯一最重要的政策。”成思危说。

　　“在经济繁荣的时候，谁都不愿意调结构。但在产能过剩、部门缺乏投资的情况下，企业要获得进一步的发展，不调怎么行？而且GDP的结构比总量更重要。”厉以宁疾呼，调结构对当前的中国来说已经是生死存亡之道。

　　厉以宁认为，“要把经济增长搞上去方法很多，乱采乱伐，经济就上去了，但我们必须要调整经济增长质量，把调整结构放在重要位置。”

　　当下中国经济的出路已无异议：从依靠外需转变为依靠内需；从外延型增长转向内涵型增长。

　　提了很多年的经济转型、结构调整，必须从纸面的政策上落到实处。这当然需要决策者下很大的决心去推行。

　　其中，如何有效地扩大内需是问题的关键。

　　在成思危看来，提高人民群众的购买力要有制度性的安排，收入和经济同步增长，不要再减少国民经济分配中人们收入的比例，工资和CPI挂钩，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适度推进信贷消费，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厉以宁强调，扩大内需最重要的是提高工资的收入，但光这个还不够，必须解决老百姓的后顾之忧，政府一定要建平价出售的房子、廉价出租的房子，这是扩大内需的方法。

　　其中，“最大的结构要调的是什么？就是城乡二元结构。我们的购买力之所以上不去，城乡收入之所以有差别，原因就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厉以宁认为，农民收入怎么能提高是当前最大的改革。

　　任玉岭呼吁，要拉动内需，中国当前要迫切解决四大差距：区域差距、人均收入差距、城乡差距以及行业差距。

　　他回顾了过去20多年中国经济大幅提升的两个时间点：一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一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这两次危机使我们的经济地位得到了大大提升，当前的这一次危机对中国来说仍然是一种机遇。”比如，会让我们更好地启动内需，调整结构。

　　当然，对于微观的企业，挑战虽多，但机遇也不少。当下，不少中国企业已经跃跃欲试，试图进行跨国并购或是海外投资。

　　“走出去靠什么，最近有一些调研说靠抱团。国内有500家企业积极抱团，看哪个国家欢迎。单个民营企业出去是不行的，单个国企出去也会被认为中国有什么企图，抱团出去就可以了。”厉以宁说。

　　魏建国持有相同的观点，“当前我们要利用这个有利时机，政府搭台，企业抱团走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