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产业空心化趋势愈演愈烈之际，金融业的暴利被视为罪魁祸首之一。随着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呼声越来越高，银行体制改革迫在眉睫。中国的银行业该朝哪个方向改？如何看待改革路径的争论？就这些问题，《中国企业报》记者近日专访了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

　　防止金融业创新过度

　　《中国企业报》：最近，有关银行暴利的报道频见报端，在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上，经济学家更公开表示，中国不是缺钱，而是钱的配置出了问题，有关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呼声越来越高，你怎么看待这种声音？

　　郭田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最近大家谈得比较多，媒体问的也比较多，都是在谈同一个问题。我有一个观点，从美国金融危机的教训来看，作为金融产品，它的功能越复杂，衍生的层次越多，就会导致两个问题，第一是内在的风险性越大，第二是偏离实体经济的距离会更远。

　　我们要引导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有两个方面比较重要：第一是防止金融业出现创新过度而形成自弹自唱的情况，美国的教训必须吸取。第二是创造服务实体经济的环境，从根本上解决如民间借贷、中小企业借贷难等问题，我们要实行中国式金融改革。

　　《中国企业报》：美国的教训可能是创新过多，2008年开始深受其害。中国的金融改革提了很多年，目前最迫切的问题在哪？

　　郭田勇：首先，我们要防止金融业剑走偏锋，大家注意到，复杂的金融衍生品会产生问题：一是这里面的杠杆倍数非常高，容易把风险放大，本来买东西花一块钱只能买一块钱，现在花一块钱能买100块钱、1000块钱，就能够把原生产品本身的风险放大；二是容易给风险机构转移手段，当风险转移手段比较强的时候，就会使金融机构的业务发生畸形化。比如说美国的次级债，金融机构为什么这么容易发放次级贷款然后再发债，就是因为有这种转嫁手段。贷完款，可以把风险转移走，让其他的公众、其他的投资者持有这个债，这样就可以乐此不疲地做这种包装，从而获得中间的收益。我们要注意防止这个问题。

　　我们在中国要防止金融创新的过度化，创新相对于美国所出现的金融创新的过度化来讲，我们也清楚，我们更多存在着金融市场开放程度仍然还不够，我们在原生的基础性的金融产品的发展上、在经济金融工具的选择和使用上，还存在着很多的缺陷。

　　一枚硬币的两面

　　《中国企业报》：在金融服务实体的呼声越来越高时，你认为在目前情况下具体应该怎样做才更有效？

　　郭田勇：要让金融有效地服务中国的实体经济，未来有几件事情要做：一是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二是降低金融机构的准入门槛，进一步开放市场。我想强调的是，我们说利率市场化改革和开放市场准入，我一直认为二者应该是并行的关系，它们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

　　假如我们的利率市场化没有改革，我们只是把金融机构、银行的准入门槛大幅度降低，这样就会大量吸引社会资本进来办银行，因为利率这么高，金融业就会形成一个黑洞，吸引社会大量资金往内涌，这也会出问题。

　　如果仅仅是市场化改革了，但金融准入门槛没有降的话，还是现有的金融机构在经营，利率市场化了，这样反而可能会由于现有的金融机构与大型的国有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为主导，反而会形成联合性的、相对垄断的状态。利率市场改革以后，贷款利率不但没有往下降，而是在往上升。利率市场化改革和放松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降低准入，两者应该是同步进行的。

　　《中国企业报》：你曾经表示，在利率市场化改革完成之前，不应该推出中国的《巴塞尔协议III》。具体该怎么理解呢？

　　郭田勇：《巴塞尔协议III》的监管标准相对于《巴塞尔协议I》和《巴塞尔协议II》，有相对大幅度的提高，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们在银监会也和监管机构的领导进行了讨论，学术性的专家可能认为太高的监管标准还存在一些质疑。

　　如果大家注意过我的观点，我在前段时间也谈过这个问题。我总是在担心监管标准过高，容易导致形成中国监管的形象工程或者是马其诺防线的问题，一方面是利率没有市场化；另一方面是金融监管机构没有放开，各家的银行盈利都非常高，各个银行的行长都把银行赚这么多钱认为是个人本事大的表现，盈利非常高，出现亏损、破产的可能性非常少。

　　《中国企业报》：也就是说，在利率市场化之前，再进一步加高风险资本防线，没有必要？

　　郭田勇：大家知道资本的意义是消化和吸收风险，但现在大家都这样做，有这么高的防线，我担心会形成资本浪费。我提出一个建议，我认为银行和银监会可以进行协调，在利率市场化改革完成之前，我们不应该推出中国的《巴塞尔协议III》。

　　利率市场化改革没有做，我们就能够判断到整个银行业对未来仍然会呈现持续高盈利的状态，这个时候再推《巴塞尔协议III》，进一步加高利率，这个必要性并不高。资本是为了应对风险的，我们在利率市场化完成之前，我个人认为没有必要推出《巴塞尔协议III》设置那么高的资本标准、那么高的监管条件。

　　非对称加息和一升一降

　　《中国企业报》：现在推行利率市场化改革似乎还有难度。

　　郭田勇：当然，我也注意到，监管机构、央行有很多观点，利率市场化现在还是有一点障碍。银行从公司治理的角度谈，还是不太行，从公司制定约束上，还是不太够。但我感觉从国有银行以及其他中小银行的改革，已经搞了很多年，公司的治理水平总体是不断升高的。就像我们让一个人学游泳，总是在澡盆里学，不让他有可能被呛水的可能，他始终是很难学会游泳的。

　　《中国企业报》：如果一时还到不了游泳池或者大海，那该怎么办？

　　郭田勇：你怎么判断银行的公司治理水平达到了非常高的时候，就能够放开利率？这个事情是很难找到一个最好的点。如果说我们认为现在利率是市场化，现在条件不是完全成熟。我们现在可以干点什么事呢？

　　可以先采取一些措施，把银行的利差水平先降低下来，或者是先缩一下，这个措施是可以的。

　　有几种方案：第一，可以非对称加息，存款利率下降，提一个点，贷款利率先不要动。我们算过，如果利率市场化的准备，现在银行利差有3个多点，我减到0.5—1个点，这样银行的盈利大概总体能够减少三四千亿的量，因为现在盈利太高，遭到社会的诟病和指责也比较多，我们可以先做非对称加息这样阶段化的事儿。

　　第二，可以采取一个加、一个降，把存款准备加0.5、把贷款利率往下降0.5，我认为可以先把这个事儿往下降一些。加强存款保险制度的建设也很重要。如果没有存款保险制度，利率化，金融机构准入门槛降低以后反而会出现问题，所以我们通过存款保险制度来保护金融投资者的利益，这样对银行业的稳健经营也很重要。

　　存款保险制度有一个障碍，在大小银行上，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并不相同，中国的几家国有银行通常认为不存在破产倒闭的可能性，所以存款保险往往是容易增加成本，从他们兜里掏钱保护这些中小银行，他们并不积极。

　　但大家要认识到，第一，存款保险是一种强制性的保险，并不是普通的商业保险，这在各个国家都是一样的。第二，如果只让中小银行加入存款保险，大银行不加入的话，可能会存在中小银行加入保险了，它的经营成本比大银行高，反而会使得中小银行发生道德风险，发生逆向选择，因为我的经营成本高，就会冒险做更高收入的业主，从而进行弥补，这样使中小银行出问题的概率会更大，由于存款保险本身是一种强制保险，同时又由于在中国而言，从整个金融业的角度考虑，还是应当让所有的商业银行都加入才对。

　　《中国企业报》：中国的汇率和利率两个方面都在面临着全面的市场化改革，你认为这个顺序应该怎样排？

　　郭田勇：现在从央行来看，在汇率方面，我们感觉所做的工作大概是更多一些，但大家要看到，汇率要放开也是非常难做的抉择。如果我们不把汇率设置为一种波动空间，如果完全放开，资金、资本自由流动，有时候对经济会带来冲击、振荡会更大一些。

　　由此，我提出一个观点，我们是不是在利率市场化问题上走得比汇率更快一些。因为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利率市场化，风险在经济体内，我们可以烂在锅里，如果出问题，我们是国内的。而汇率，那是国际性的。

　　从利率市场化来讲，边际效益会更高一些，利率一放开之后，对储户、企业都会带来好处，汇率放开，无论是出现升值还是贬值，对经济带来的影响，我觉得尤其是对经济主体可能会带来负面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