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9点05分,陈志武并没有如预期般出现在事先安排进行媒体群访的休息室里。两三分钟后，有记者在酒店大堂发现了他。下一秒，他便被蜂拥而上的录音笔和相机“簇拥”着往采访地点快步走去。

　　岁末年初，这位眼下正炙手可热的经济学家成为了各大高端论坛的常客。“2011沃特金融峰会”只是他的其中一站。没有助手随行，亦无任何架子，面对各方记者的提问，他的回答显得直接而正面。

　　和大多数60后一样，1962年出生于湖南茶陵县一个农民家庭的陈志武在其年少时代更多地是感受到了那个年代特有的贫穷和动荡。以致于后来在学习现代金融学时，他还常常感叹，如果能把现在收入的一部分变现到那个时候去花，人生的幸福度或许会被提升很多。

　　1979年，考上了大学的陈志武第一次离开茶陵县老家，前往他眼中的“大城市”，长沙。大学四年，陈志武除了继续钻研数学，还每天坚持看《中国日报》、听美国之音，直到毕业，使用英语已经不像其他同学一样需要先在大脑里译成中文才能领会。

　　随后，陈志武进入国防科大读研，结识了曾经志同道合、如今已是重庆模式鼓吹者的崔之元。受崔之元的影响,陈志武开始更多地对社会科学产生兴趣，希望“用数理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民主和政治问题”。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一股出国留学风潮在全国掀起，留校任教的陈志武也尝试申请前往美国耶鲁大学留学。因为崔之元的建议，当时连金融一词到底是什么含义都没搞清楚的陈志武还是选择了这一学科——这个看似平淡无奇的选择为他未来人生的重大改变埋下了伏笔。

　　四个月后，陈志武收到录取通知书，动身飞赴大洋彼岸，重启求学生涯。

　　在耶鲁，陈志武从零开始接触学习西方经济学及金融学知识，在国内主攻理工科的经历成为他极为扎实的学习工具。而他也逐渐在留美生活的诸多细节中，开始隐隐感觉到未来自己将会对学术研究进行什么样的路径选择——陈志武自觉一生随机自由，并没有太多强加的所谓人生计划，无论学术、工作还是生活，多数时候都是感兴趣了就摸索下去，再逐步进行调整，一步一步走到今天——日后成为自由市场派学者与其成长、生活经历不无关联。事实上，这样的自由选择在早期也曾直接导致陈志武对学术、经济、文化问题的兴趣点、研究角度与那些早早便介入国内政策圈子的同龄人的明显不同；而即使是在留美的中国学生圈子里，陈志武多数时候也仅仅埋头于纯学术研究，对于一些留学生自发组织的研究学会等活动甚少参与，也极少关注国内的经济、政策问题。

　　上世纪90年代,陈志武在耶鲁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又先后在两所大学任教，1997年晋升为金融学副教授，两年之后，晋升为金融学教授并回到耶鲁担任终身教职。

　　此后，他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多地在《金融经济学》等美国主流学报上发表，《人口老龄化和资本市场》、《为基础的资产定价》两篇论文的获奖更使其在欧美、日本、香港等地的金融经济学圈子里被越来越多人所熟识。

　　与此同时，2001年一个偶然的机会，陈志武开始关注上海法人股拍卖的现象，随后更以此为数据进行了一般性经济金融学问题研究，发表了在国内外经济学和融学界引起较大影响的论文《非流动性股折价研究——来自中国的证据》。同年，他还在《新财富》开设专栏，介绍美国证券法案，监管规则、法律以及诉讼案例、内幕交易，给业界提供参考样本。那一年，也正是国内资本市场的转折节点。

　　事实上，作为一个以兴趣为主要研究动力的金融学者，陈志武正越来越多地将精力投向对国内经济问题的关注。

　　但和对于进入“体制”多少有所期待的经济学人不同，陈志武总是清醒而刻意地尽量拉开自己与“体制”的距离，因而时常被媒体以“局外人”形容。他甚至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上坚持“不根据别人的兴趣和要求来决定自己的研究”的原则——这意味着他从来不接受政府部门的项目课题。

　　“中国经济在明年乃至短期之内硬着陆概率非常低，但另一方面来说，长期硬着陆概率非常高，而民营经济未来几个月可能面临的越来越艰难的生存环境及欧洲债务危机等因素都会对中国经济带来较大的挑战。放松宏观调控尤其是货币政策等举措在明年暑假前后难以避免。”陈志武在主题为“2012，终点还是起点——中国经济展望”的沃特金融峰会首场对话环节上这样预测。

　　而在台下，只要时间允许，陈志武愿意谈的其实更多。在短短四十分钟的媒体群访过程中，他的表述中始终透露出这样一个信息：中国资本市场改革需要积极推动。

　　资本待疏导

　　“尤其是在过去一年，随着货币政策越来越紧，加之国内的整个环境偏向国进民退，因而并不利于民营经济的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民营企业的生存愈加困难。”谈起对时下民营经济、民营资本发展问题的看法,陈志武这样回答，“由于向金融机构融资太难,民企只能向民间高利贷寻求资金来源，导致民间高利贷狂热，更多的资金涌向放贷而非实业投资，高昂的利率最终又将大批民企拖死。”

　　疯狂的民间借贷与民企倒闭潮至今看来仍让人心有余悸。而民间借贷过度膨胀的背后，不仅是民营企业融资渠道狭窄、生存空间逼仄,还是投资机会的匮乏。金融危机以来，资本市场剧烈波动——仍以温州为例，大批民间资金在因政府调控撤离楼市、股市、矿产等投资渠道后，迅速在当地形成了规模高达上千亿元的民间借贷市场——过高的融资成本加速企业、资金从实体经济的抽逃速度。

　　“要改变这样的状况其实并不困难，但关键在于管理层的立场及政策导向。如果一方面在货币政策上进行调整，进一步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同时又保持利息基本不变或者是上调一点，对民营经济相对有利。这可以对民营企业获取更多资金支持产生正面影响，而非仅有通过高利贷解决资金问题这一条出路。”陈志武说。“如果货币政策和民营经济的生存环境都能够有所改变，那么更多的民间资本也自然会回流实业，而非继续一味追求高息的民间借贷。”

　　陈志武随后又进一步分析指出，如果央行上调利率，融资成本上升，将在一定程度上使国企和地方政府“借钱”的冲动收敛，但对于民企而言，却是有更多机会从正规的金融机构获得资金，尽管利息相对高一点，支付的融资成本实际上远比民间借贷市场、地下钱庄的要低得多。

　　此外，陈志武针对民间资本的出路也表述了自己的想法。“以目前房地产现象为例，之所以采取那么刚性的宏观调控手段、政府的政策选择被挤到这样的角落，有相当一部分的原因在于民间资本缺乏投资渠道——在境外投资、民营企业生存等等方面都受到诸多限制的时候，直接、间接地把导致除银行之外的大多数资金涌进了房地产市场，造成不对房地产市场进行更多刚性限制的话，泡沫就会越来越大，最后甚至会变成中国经济出现危机的最可怕的地雷。”

　　“而如果要为民间资本寻找出路，境外投资是一个值得重点考虑的渠道。”陈志武对《大经贸》记者说。他表示，虽然在金融危机冲击、经济环境普遍不景气的背景下，加之部分QD产品自身设计存在问题，造成现在一提起境外投资，人们想到的就是亏损；但同时也应该看到，依然有部分类似对冲基金这样的境外投资产品是能够帮助个人、机构投资者获取收益的。因而，陈志武建议监管部门在对待QD产品的准入方面应该持有更开放的态度，让个人、机构投资者进行自己的选择，而非根据监管者的判断来决定。“毕竟，不同的投资者的风险偏好、投资目的都是很不一样的。”

　　中概股危机应引国内资本市场反思

　　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相关数据统计，截至2011年11月，已有多达42家中国概念股公司被勒令停牌或退市，其中，有28家被勒令退市，1家因破产退市，6家因股价问题被停牌至今，其余7家完成私有化退市或推到场外市场交易。

　　加之分众传媒此前再度被浑水做空，国内关于“中概股阴谋论”的说法迭出。

　　但在陈志武看来，这样的说法并不成立。

　　“这是市场的行为，并不存在阴谋论。”他说，“我们首先不要去指责浑水公司这样的机构或者是华尔街的分析师是在给中国公司找麻烦，如果中国公司没有作假，别人也挑不出毛病。相反的，为什么那么多的中国公司被挑刺，而且可以被挑出那么多的毛病才是更值得关注、反思的问题。”

　　“毕竟，无论是在A股、创业板上市还是在美国上市，这些年,做假帐的现象在中国的企业当中非常普遍。在国内A股市场上，对此并没有追查得很严，人们对这样的现象也见惯不怪。但随着过去十几年间，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到美国上市之后，美国当地相当部分的个人、机构投资者也的确购买了不少中国公司的股票，像浑水这样的研究机构对一些中国公司展开调查的时机，其实已经到了。”陈志武表示，“虽然在短期来看，的确会对中概股产生较大冲击，导致一些中国企业海外融资的梦想受阻不少，但从长远来看,却是非常健康的，为中国企业以后更好的上市打下更好的基础。”

　　由于近年更多涉足中国资本市场，且在多家中国概念股公司中担任独立董事，陈志武对于国内资本市场及公司企业的弊病多有了解。在他看来，引起中概股在海外遭遇危机的根本原因，还是中国资本市场多年来发展“不健康”所致。

　　“比如，有些地方政府配合本地公司包装，称之为‘上市辅导期’。实际上，辅导过程中，公司在官方带领下明目张胆地进行一些包装、操纵，目标就是欺骗公众投资者——把原本并不怎么样的公司包装得漂亮点，以图卖个好价格——基本上没有人会去思考这种行为的蔓延到最后会出现什么样的结局。”陈志武在2001年之后，他就曾多次撰文分析中国操纵股票价格、中国公司操纵财务的普遍现象。“像这样仅仅将资本市场当作‘骗钱’的平台，那么眼前的局面自然不可避免。”

　　陈志武所说的“眼前局面”，所指正是在资金流动性过剩、热钱无处可去的情况下，股票依然大跌的状况。“2011年资金流动那么高，前几个月通货膨胀也那么高，按照常理，钱没地方去的话应该会流入股市。但现在的结果是一方面流动性过剩，另一方面股票价格却继续下跌。”究其原因，陈志武认为，这是股民多年被套，对资本市场丧失信心造成的。“股民现在不愿意玩了。”他说。

　　而关键的一点还在于，国内资本市场多年来的机制不健全，造成国内普遍对国际资本市场规则的不理解与不适应，这反过来又影响了国内资本市场的继续培育与良性发展。

　　“一个正常的资本市场，股票投资的根本吸引力本应在于公司有良好的增长前景，而且公司应该有上市、不上市、上市之后私有化下市的多种选择。但在国内的A股市场，过去这么多年，只有上没有下，造成无论是水泥公司也好、高科技公司也好，大家都去发行股票。而无论是成长型的还是非成长型的，股民也是见股就买，又造成国内公司只要有上市机会绝不放过，这也是不健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