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债危机的深层原因

　　欧债危机的实质，是在开放的金融市场中，欧元区政治分裂、成员国经济发展失衡以及制度缺陷等矛盾，在应对次贷危机及国际资本的过程中，以主权债务危机形式的集中爆发。美国次贷危机加速了欧债危机的爆发，加之全球三大评级机构的推波助澜以及大型对冲基金和私募基金的放大作用，造成危机向深度发展。

　　从理论的角度看，美国次贷危机以及欧债危机，检验了“有效市场理论”和“理性预期理论”等西方传统经济学理论，看不见的手，其实是无效的。也就是说，市场从来就不同时存在理论上的那些假设条件，相反市场始终都是在一种不完美的、现实的状态下存在并发展的；放任市场自由发展的结果就是次贷危机的爆发，全球财富的不公平分配。欧元的出现以及强势存在，只是整个欧盟一体化进程中的一个起点，而非一个目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欧债危机是欧元区无法逃避的一个结。

　　按照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理论，欧元区经济发展的大环境存在诸多不足。如：成员国经济结构及政府的管理能力差异较大；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和政治上相互融合存在障碍；欧元区内生产要素资源不能实现良好的跨国流动等。因此，在一个开放的、全球一体化的金融市场中，欧元区固有的这些客观因素，阻碍了欧盟一体化进程，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以及本地区债务危机过程中，无情地暴露出存在于欧元区内的各种矛盾和缺陷。

　　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的欧元区政治经济特点

　　欧元区各国经济结构差异较大。其中，希腊以旅游业和航运业为主要支柱产业；意大利是以出口加工制造业和房地产业拉动经济；西班牙和爱尔兰依靠房地产和建筑业投资拉动经济，经济泡沫严重；葡萄牙工业基础薄弱，主要依靠服务业推动经济发展。相反，出口导向型的德国以汽车、机械为核心支柱产业；法国为内需型经济，具有稳固的金融体系以及政府的快速应对能力，国内以房地产业、汽车、钢铁等作为支柱产业。而且各国政府对经济管理能力的差异巨大。以希腊、葡萄牙为代表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在工资、社会福利、失业救济等支出政策方面失衡，透支了国家的未来；相反，施罗德未雨绸缪，在其执政时期力排众议，削减了20%的福利规模，从而避免了德国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

　　随着欧洲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欧元区人口占比的峰值已经上移至40岁以上，人力资源由于受到各国风俗及社会制度等因素影响，流动性不强；而且随着全球贸易一体化的深入，新兴市场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吸引全球制造业逐步向新兴市场转移，南欧国家的劳动力优势不复存在，而这些国家却不能及时调整产业结构；相反资本的流动性却很强，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欧元区经济的两极分化。

　　宏观经济协调和政治上相互融合存在较多困难。根据欧元区的制度设计，各成员国没有货币发行权，也不具备独立的货币政策，欧洲央行负责整个区域的货币发行与货币政策实施。这种安排虽然促进了区域内外的贸易发展，但在危机来临时，陷入困境的国家可选择的工具有限，只能通过紧缩财政、提高税收等办法增加偿债资金来源。同时，政治协商成本高，效率低。在如何共同救助陷于债务泥潭的希腊等国家的问题上，法、德等国在救援上的分歧令救援丧失了许多宝贵时间；德国曾是促进欧洲经济一体化的主要推动力，但当今的德国担心的是通货膨胀而不是衰退，更重要的，它不想为欧洲其他国家掏腰包。

　　总体看来，“欧猪五国”属于欧元区中相对落后的国家，他们的经济更多依赖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出口、旅游、房地产和服务业等，这些产业缺乏核心竞争力，过度依赖外部需求，在危机面前异常脆弱。但欧债危机暴露出来的福利制度、债务危机、赤字政策等诸多问题，可以说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在整个欧元区经济发展中，其出现存在着更深层次的内外部根源。

　　欧债危机的深层次原因

　　纵观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以及此次欧债危机，都有一个大致相同的步骤：一是债务国都存在经济结构失衡、政府腐败、效率低下等内部问题；二是外部资本介入较深，一国经济依靠外部资本程度较高，包括短期或长期资本；三是都有一个金融自由化的过程，且在金融自由化程度越来越高的过程中，监管不足；四是都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累积过程，即吹泡沫的过程；五是都要经历本地区或本国货币急速贬值；六是最终导致金融市场混乱，资本市场暴跌，金融机构倒闭，企业破产等，最终金融危机爆发。下面从几方面来谈一下欧债危机的深层次原因：

　　1。“华盛顿共识”的可怕性。上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的金融市场全球化，是一个以美国和英国为首发起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运动。“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是一整套针对拉美国家和东欧转轨国家的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理论。允许金融资本在世界范围内自由移动，难以对其征税或监管，使其处于一种优越的地位。但是由此产生的全球金融体系从根本上不稳固，因为它是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假设基础上，即金融市场可以安全地依赖自身的机制来调节，即有效市场理论。但坚持减少管制、自由贸易以及资本自由流动的结果，导致了房产、金融以及其它领域泡沫，增加了国民经济成本和脆弱性，实际上是对穷人和中产阶级财富的掠夺。而从墨西哥债务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再到欧债危机等，其中都活跃着“华盛顿共识”的身影。

　　2。国际投行在开放市场中的“嗜血”本性。在此次欧债危机中，需要提及的是国际投行高盛。希腊在加入欧盟之初，并没有达到欧盟成员国的标准，但高盛设计出一套“货币掉期交易”，为其掩饰了一笔10亿欧元的公共债务，从而使希腊在账面上符合了欧元区成员国的标准。意大利、西班牙，甚至包括德国，都在暗中使用这种方法。除此之外，高盛还将希腊的彩票业和航空税等未来的收入作为抵押换取现金，即银行债权证券化。高盛为上面的这些服务收取了高达3亿欧元的佣金。同时，高盛向德国一银行购买了20年期10亿欧元CDS保险，通过对希腊的支付信誉发动攻击，高盛将会因CDS价值翻番而大赚特赚。可以说高盛做的是空手套白狼的买卖，无本万利。

　　3。内部腐败，危机国家政府不作为。(1)政府自我监管和约束不足。以希腊为例，广泛存在的腐败导致希腊经济变得缺少效率和竞争力；政治家更多地为利益集团服务，而不是积极发展经济、全力解决债务危机；庞大的公务员群体和刚性的工资增长，导致政府背上沉重的津贴和养老金负担。希腊经济过于依赖旅游、船运、农业等少数几个产业，对新技术和朝阳产业的投资水平较低，经济发展存在诸多问题。希腊政府的不作为是导致希腊误判并最终走上危机的最主要因素。

　　(2)政府对GDP数据的盲目乐观。GDP只代表一个国家的经济活跃度，通过举债以及金融泡沫带来的乐观的GDP数据，虽然能够创造一个经济良好的幻觉，但并不代表这个国家真正的财富水平以及核心生产力。以西班牙和爱尔兰为例，全球金融危机前，以房地产业支撑的GDP数据多年来保持着持续高速增长；但次贷危机后，两国的房地产泡沫迅速破裂，导致国内经济形势陡转急下，银行体系出现大量坏账，而政府在救助银行业的过程中，举债与偿债能力均出现问题，导致了债务危机爆发。

　　债务危机最后都是归集到货币危机上来表现的，通过货币危机引发一系列金融及经济危机。拨开层层迷雾来看，也许欧债危机醉翁之意不在酒，要救欧债危机不如说是要拯救欧元；准确地说，欧债危机更像是欧元与美元的一次角力。从欧元区的发展来看，也许欧债危机是区域货币一体化进程中一个必然的插曲，危机之中仍存机遇，欧元区更应该借由这个机会，让未来之路走得更坚实一些。

　　欧债危机对中国的启示

　　中国的金融体系存在结构性问题，而且业务产品具有同质性。目前我国银行业机构分政策性银行、大型商业银行、中小商业银行、农村金融机构、邮政储蓄银行、外资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包括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信托公司、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等。在目前的框架下，大型商业银行的市场份额占据了整个金融市场的半壁江山，截至2011年7月末，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存贷款市场份额占到全国的47.55%和42.46%；而中小银行的存贷款市场份额分别为21.07%和26.24%。中国金融机构的主要服务对象是大中型企业，中小型企业融资相对较难，农村、农业和农民融资更难，像村镇银行及农村资金互助社等金融机构发展缓慢。

　　实体经济代表了一国经济的核心生产力，金融体系的结构和功能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是与本国实体经济发展需要相适应的，而不是相反。英国的专业化银行制度，德国的全能型银行制度，都是根据各国的产业革命或工业化生产发展需要所诞生出来的。

　　下面是节选自新华社的一段报道：“浙江一家服饰公司董事长徐某某告诉记者，几乎没有不搞多元投资的：”别人炒房或放贷轻松进账千万，你做实业辛辛苦苦才赚人家零头，这种刺激受不了。“宁波一家轮胎公司原来有800多个员工，现在仅剩400多人了。谈起日益萎缩的家业，该公司董事长说：”融资难、用工贵、原料涨，让人担惊受怕。“统计数据显示，去年温州”百强企业“中，除两家房地产公司和6家建筑公司外，40多家制造业企业无一不涉足房地产开发，其中不乏知名制造企业。”

　　文章评论温州现象的实质是实体经济“空心化”。主要原因，一是对房地产和放高利贷暴利的渴求；二是做实业艰难，包括融资难，经济环境艰难。但是，更深层次的原因需要认真思考，年收益高达60%或以上的高利贷，究竟带给中国实体经济带来了怎样的杀伤力？

　　如果说中国的金融结构不完善，中小企业融资难，“影子银行”的出现能够成为我国金融体系一个必要的补充，倒也未尝不可。但高利贷的大量涌现，却与“影子银行”有着本质不同，反应了两个根本性的问题：一个是社会上存在非实体暴利行业；二是存在大量货币游离于银行体系之外。试问，当一个国家存在大量的游离于监管体系之外的追逐暴利的投机资金，还有谁愿意去做实体？经济转型和发展从何谈起？而且，在目前国内房地产泡沫明显，同时外部经济放缓渐成定局之际，中国不够发达的金融体系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经受住经济下行的考验？

　　在欧美等国经济发展相继遇到困难之时，我们所处的历史时刻，在某种程度上与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相似。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以及政府在干预市场失灵方面取得的成就令西方社会瞩目，中国的崛起展现了一个与目前的国际金融体系根本不同的经济组织形式。但在机遇面前，更是考验中华民族决断和智慧的时刻，欧债之鉴尤在眼前，防微杜渐，以御金融体制之殇，方能让中国经济走得更加踏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