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海外开矿
财经名人访：各位好，欢迎收看央视网《财经名人访》，我是主持人单姸。从2006年靠出租场地为生，到跨国并购，成为有国际影响力的勘探机构，有色金属华东地质勘查局始终有一个目标是到海外采矿。2011年4月12日又成功收购上市公司——澳大利亚全球金属与矿业公司51%的股份。到目前为止，有色金属华东地质勘查局已在海外拿到多个矿权。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有色金属华东地质勘查局的邵毅局长，与我们一起谈谈在海外开矿的故事，邵局长您好。
邵毅：您好，网友朋友们大家好。
财经名人访：有色金属华东地质勘查局在十个国家开矿，能不能讲讲一两个国家里比较有趣的故事呢？
邵毅：我举两个小例子，比如我们在纳米比亚做矿权，向政府矿能部登记，但登记之后，纳米比亚所有土地全部都是私有化，所有的土地都属于农场主。我派过去的公司总经理是一个搞地质的，他什么世面都见过。但有一次政府把一个矿权批下来了，批下来以后他就要和农场主进行谈判，我要施工。
结果车子开到农场主家门口的时候，一下子就出来了两个动物，一般的理解就是狗，就是护住院子，实际上出来的是主人养的两头豹子，所以把我们这个总经理当时吓得不敢下来了。不敢下来以后，后来跟农场主通话，农场主知道了以后，把豹子叫回去以后才出来。所以对我们来讲，像纳米比亚这种动物跟我们人打交道的例子确实很多，包括我们在非洲聘请的员工经常在天黑之前被找水喝的动物骚扰落荒而逃，我们找不到，第二天他回来讲述的故事很多的。
财经名人访：您是什么时候定下了想要进军海外这样一个论调呢？
邵毅：2006年，国家做出了关于加强地质工作的决定，这是因为我们国家加入新世纪以后的工业化的过程当中资源出现大面积的紧缺，也就是说我们国家从一个资源的进出口国已经转变为一个进口国。那么在这种资源稀缺的情况下，这个时候我们国家要求所有的地质单位能够帮助国家解决资源的问题，所以要求我们想尽各种办法。对我们来讲找矿就像科学一样是没有国界的，我们当时提出来可以在国内找，也可以在国外找，因此在2006年8月份我到这个单位后，在年底以前就确定这个目标了。
财经名人访：那进军海外，我们跟海外大的矿业公司相比，我们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邵毅：跟海外的公司相比，我不敢说，但是我觉得我们跟国内的大公司“走出去”相比，我觉得还是有些不同点，有些特殊性。比如我们有一些大的国有企业要走到海外去，那么走到海外去，因为你要搞资源，资源和贸易不一样，资源的特殊性就在于需要技术才能找到资源，所以这些大企业去，如果它的技术不是很强的时候，它只能买一些大矿。如果要去买一些大矿，很可能要花几十亿美金、上百亿美金，如果花上百亿的美金，一个确实代价非常大，风险非常大。
第二个容易遭到一些资源所在国的反对，比如有的发现千金矿有上千万吨，一下子价格是几十亿美金、上百亿美金，会引起包括政府和媒体在内的很多人的关注。但是我们去，因为我们是地勘单位，我们有技术，反过来讲资金并不是我们的强项，我们很可能关注一些前景非常好的资源，但是目前勘探程度还很低，所以这种项目并购资金量不大，资金量不大以后也不容易引起媒体和政府的关注，老百姓也就不关注了。但是回来以后，我们有技术，我们很快通过两到三年的勘探，很快成长为一个大矿，所以我们能够在不知不觉当中为中国获取大矿，而不是在轰轰烈烈当中获取大矿，这就是我们和一些大型企业的区别。
财经名人访：我们听说在这其中其实也是遭受到了日本资本的一个狙击，我们知道日本也是一个稀缺的国家。我们是如何战胜他们的呢？
邵毅：我倒是希望讲这个，因为当前中日关系比较敏感，我不用哪一个项目来举例了。我告诉你，我在澳大利亚并购过程当中，我们曾经并购两个跟稀土有关的企业。那么当时我们感到很莫名其妙，比如讲我和对方已经谈好并购计划了，但是没有多少天他就变卦了，什么原因？就在我们刚谈好、刚发布消息以后，在资本市场上面的第一大股东和第二大股东很快就被很神秘的人买走了。那么后来我们了解这个都是跟日本企业有关的。那么同时我们在澳大利亚的一些稀土公司的政府审批过程当中，也遭到了一些非正式的警告。
稀土是战略性的资源，那么中国国有企业在澳大利亚买稀土必须受到严格的审批。所以我们在并购一个澳大利亚的稀土公司时，在并购的过程当中他就很明确地讲，我们每一次并购他们的政府都要给我来一个函，说邵先生希望你表一个态，对并购的企业是不是希望控制生产。我们都知道，在背后一些大国之间对重要的战略资源都有很深层的博弈。从我们企业层面来看，总是感觉到遭遇了失败，但深层次的原因都跟你刚才讲的有关，所以我不点名讲哪个企业了。
财经名人访：所以并购过程当中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邵毅：当然。
财经名人访：资料显示说华东地质勘查局拿到纳米比亚矿权，要建一个50平方公里的矿区，从规模看相当于一座城市，现在进展如何？
邵毅：这个项目合作比较早期的，因为我们在纳米比亚发现了一个储藏量达23亿吨的铁矿，现在非洲很多国家跟中国的关系非常好，希望中国能支持非洲的发展。再加上中国现在的铁矿石要从海外运进来，出来的钢铁产品要大量运到国外去，实际上产品和资源两头都在外。第三个，我们本身资源在外面没有话语权，产品在外面遭到人家贸易壁垒的“双反”很多，对我们来讲我们希望利用这块资源能够建一个50平方公里的工业开发园区。当然我们的首期是5平方公里，通过这样把中国的钢厂吸引进来，为纳米比亚国家发展提供服务，也为中国钢铁企业产能更好消化提供帮助。
目前我们正在和纳米比亚政府谈判，纳米比亚政府宏观上很支持我们的项目。纳米比亚开国总统和我们国家老一辈领导人有非常深厚的友谊，纳米比亚像国父一样的人物虽然80多岁了，但每年都要到中国访问，纳米比亚政党跟我们中国共产党双方有非常好的关系，而且这个党建国以后一直执政，所以政权也非常稳定。
财经名人访：也能推进我们两国的合作？
邵毅：对。
财经名人访：那非常好，中国是世界制造业中心，也是世界矿产资源消耗大户。但是我们几乎没有这个资源的定价权，每每受制于巴西、澳大利亚矿业公司，这是怎么样的一个原因呢？
邵毅：从国家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加入WTO以后，在整个经济全球化过程当中，我们已经变成了一个世界制造中心、世界工厂，但是我们在工业化的过程当中，我看到一个数据，就是我们的钢铁从1978年到1998年工业化指数只有0.6%，但是从1998年到2009年工业化指数已经达到了4%，那么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而且最关键的原因就是在这个工业化的过程当中，我们整个工业化转变为以重化工业为主，也就是霍斯曼系数越来越低，在这个过程当中重化工业就需要大量的资源，没有资源它一事无成。
拿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中国现在石油的进口对外依存度已经超过56%，铁矿石进口对外依存度超过60%，铜进口对外依存度超过71%，为什么出现这样的状况？中国号称是世界矿业大国，我们矿业总量120个矿种，目前有150个矿种，我们总量很大，第一是俄罗斯，第二是美国，第三是中国，但是人均占有量达到世界人均占有矿产资源量58%，也就是说我们实际上在总量的排位上排第三名，在人均占有量排53名。第二个中国最大的困难是，我们的稀有金属非常丰富，但是国民经济发展当中需要大宗的一些金属却非常缺乏。我刚才讲的铁、铜，铁从量上来讲也不少，但是我们有这样一个情况，我们目前探明的铁矿石607亿吨，但是探明出的铁矿占到1.9%，2%都不到，同时中国的铁矿石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不像澳大利亚和巴西都是在露天的，可以用铲车一铲装船，我们埋藏在1500米到2000米的地下，开采成本是巨大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必须要走出去，因为中国没有，不就得靠进口。但是我们和日本这些国家唯一不一样的是，日本这些国家改变了以贸易为主的进口，而是通过对外投资“走出去”，使得自己有更多的权益矿，就是说他的权益是我的，那么从这个层面上来讲，我们和日本做的并不完全一样，所以如果我们不“走出去”，不占有更多的资源，我们永远都没有话语权。
我有一个小的数据，我看到，在世界有的铁矿石今年和去年的长期价已经被破坏掉没有了，在有长期价28次国际谈判当中，日本的定价是14次，欧洲的定价是14次，为什么日本有定价权？就是日本它的权益矿，铁矿石的权益矿占到整个铁矿石进口的63%，而中国的权益矿占到整个进口量的13%，而且我们的总量还比他大，为什么？因为日本国家就是这样，很早政府支持，到国外占有大量的铁矿。有的时候三大巨头要求涨价，他马上响应涨价。中国唯一的困难就是没有资源的话语权，所以就没有定价的话语权。
财经名人访：通俗来讲，中国不缺“味精”，缺“大米”、“白饭”。
邵毅：对。
财经名人访：我们特别想知道，你们“走出去”跟这些国外的矿业公司怎么去打交道，有一些什么样的技巧呢？
邵毅：我觉得我们在海外“走出去”的过程当中，既要跟人打交道，就是跟普通的人打交道，甚至有的时候要小到跟土著居民打交道，但是更多的时候要跟政府打交道。那么在“走出去”的过程当中，有很多事情我觉得可以跟我们的同行互相借鉴。我觉得有这么几个：第一个，我们在“走出去”的过程当中，这个时机的把握非常重要。因为我觉得世界的经济形势，应该讲前一段时间在2008年以前这个周期，就是向上行的周期比较长，所以我们在2008年最高的时候，像石油到了147美元这个关口，这个经济总是在不停地波动，一会儿工夫上，一会儿工夫下。所以我们“走出去”跟这个宏观经济的波动非常有关系。
我就举一个例子，我们在澳大利亚并购了一家矿业公司，并购是在2008年谈判，2009年正式交割完成的一家上市公司。我在并购它以前，在金融危机以前2008年，它股票的价格有一段时间维持在2.28澳元，在金融危机之前美元和澳元之间的汇率基本上是0.98，也就是说1澳元0.98美元就可以买到了。但是到金融危机的时候，它的价格已经掉到0.28澳元，也就是说它股市的市值已经缩水了，9成已经缩掉了，所以价格很低。第二个从汇率来讲，我们当时买的时候，买1个澳元要0.98美元，现在只需要花0.82个美元。所以对我们来讲在那段时间签了一个协议，当时我们是溢价的，0.36澳元买的，买回来以后算了一下，当时我们的投资是2249万澳元，按当时的汇率折合人民币1.3亿元。
我们算了一个账，在金融危机以前收购，这个项目我们需要9.3亿元，实际上我们花了1.3亿元，所以这个时机非常非常重要。这是我的第一个看法，也就是说到金融危机的时候，当大宗商品大幅下调和股市缩水的时候，这个时候“走出去”是非常关键的时刻，包括现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