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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春节前后，我国的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再次遭遇民工荒，并且规模超过以往，目前有消息说珠三角和长三角的用工缺口高达100多万，仅在东莞一个城市的缺口就有20万。民工荒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又会对企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一、再访民工荒

　　张永州是东莞市厚街镇锐键达鞋厂的招聘人员，记者见到他的时候，他正在向应聘的农民工卖力地介绍自己的工厂。

　　招聘人员：“(上午)8点上班，(下午)12点半上班，5点半下班，然后就是说6点半上班，9点半下班，绝对不会推迟，等会去看一下吧。”

　　张永州是80后农民工，原来在工厂从事的是生产线上的装配工种。 因为他口齿伶俐、待人热情，工厂老板让他调换工作，专门负责摆摊设点，招聘工人。 以往他总是能比较轻松地完成招工计划，但是今年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从春节后到现在已经快2个月了，他仍然没有招到足够的工人。

　　张永州：“可能也还要缺100、200个人的样子，200人的样子。”

　　好不容易才等到了几个前来咨询的农民工，张永州使出了浑身解数想要留住他们，但绝大多数人听完介绍就头也不回地走开了。张永州告诉记者，今年工人格外难招。

　　张永州：“我记得我们以前的时候，我记得好像招工的时候，好像是很容易的，大家都是在厂门口排队。到现在你看这摆的都是好多，这里都成了招工一条街了，应该说以前都是工人找工厂，现在应该说工厂找工人了，好像工厂要主动出击这样子。”

　　像张永州一样在努力招工的人还有很多，在东莞厚街镇的赤岭公园附近，整整一条街上全是工厂的招聘摊位。为了抢夺数量有限的农民工，各个工厂都派出了最为精干的员工前来招工，他们每天从早上8点钟工作到下午4点钟，中午吃饭都不敢远离摊位，生怕漏掉一个前来应聘的农民工。如果不能尽快招到足够的工人，他们将无法向老板交代。

　　东莞厚街镇工厂招聘人员：“现在就是还差200多，按照我们老板的意见还差200、300人。”

　　为什么这么多工厂都在煞费苦心地争夺农民工劳动力呢？东莞市人力资源局副局长黄慧屏用一个数字向记者解释了其中的原因。

　　黄慧屏：“目前(东莞农民工)的总量一个缺口估计是在20万左右。”

　　面临缺工困扰的并不仅仅是东莞。在广州市海珠区的康乐村记者看到，村里的南新街桥头聚集了几十个制衣厂的招工人员，他们面前都摆放着招工的广告牌。当地人告诉记者，这座桥原先是从内地来的农民工找工作的地方，金融危机之前，只要是一过了春节之后，这里的桥头上就会站满了前来这里找工作的农民工，举着纸牌子在等待着老板们前来招工， 因此在当地有人把这座桥称为民工桥。民工桥的作用没有变，但是记者到这里发现，民工桥上站的人已经完全变了，今年民工桥上举着牌子在摆摊的不再是农民工而是换成了当地小企业的老板们。

　　记者：“像你一天能招多少工人？”

　　招聘人员：“没有招到，我招了十多天还没有招到。”

　　和6年前相比，民工桥的可以说是发生了180度的变化，外国媒体甚至就在这样的民工招聘街上，从街头走到街尾，捕捉中国出现严重民工荒的现场例证。

　　在民工桥记者碰到了在当地办厂的一个老板刘礼成，他所在的是康乐村天海服饰加工厂的，今年也专门派了人在桥头招工，但到目前还没有招齐，在人手紧张的情况下，很多时候他自己也在车间里做一些熨烫辅料的体力活。

　　刘礼成：“现在因为工人紧张，再一个工人也难招，现在通过自己的，也节约开支，有时候就到车间自己做一做。”

　　在刘礼成的工厂记者看到，他的厂里一共有48台缝纫机，也就是48个车位，但到目前为止，他只招到了33个工人，还有将近三分之一的车位处于空闲状态，而年后这段时间正是客户大量发出订单的时候，这让刘礼成倍感压力。为了按时交货，所有工人都要加班加点，每天工作13个小时。为了能够定时交货，刘立成自己也和工人干同样的工作。

　　刘礼成：“我们上班时间从早上8点做到中午12点，12点以后吃饭再去休息一个钟头，到1点钟上班，在1点钟以后到6点下班，下班以后再到7点钟又休息到7点，再上到11点。”

　　据统计，目前长三角和珠三角的用工缺口接近200万人，这一数字几乎相当于丹麦全国的劳动人口。在这样的巨大缺口面前，中国制造业如何保持它强劲的出口竞争能力呢？国外媒体甚至断言：中国经济所依赖的低成本劳动力的时代将就此终结，中国制造的黄金年华也将逐渐离我们而去。

　　二、东部地区对农民工吸引力减弱

　　近年来，我国外出务工的农民工总量在不断增加，但前往东部地区打工的农民工却在逐渐减少，可见，民工荒并非无工可用，而是有些农民工不再愿意去东部打工。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的东部地区，对农民工的吸引力为什么会变得越来越弱呢？

　　在东莞厚街镇，记者碰到了从内地来这里找工作农民工小周。年仅20岁的90后民工小周告诉记者，他来这里已经半个多月了，但是至今还没有发现令自己满意的工作。原因是他认为现在这些工厂的招工条件和工价没有办法吸引他工作。事实上，记者在招工现场看到，在很多企业的招聘广告上，在这里，普通工人元的基本工资为每个月1600-3500元、包食宿、每年7到15天的带薪休假(200819)、公费旅游、夫妻房等条件，对于企业来讲他们认为这样的招工条件已经足够优厚，但这些条件并不能满足他对工作的要求。

　　小周：“这里都是鞋厂，不想进鞋厂。”

　　记者：“为什么不想进鞋厂？”

　　小周：“鞋厂主要加班加太晚了。”

　　记者：“那你想找一个什么样的工厂？”

　　小周：“怎么说呢？首先这个伙食还要好，住宿起码要干净一点。那宿舍就像垃圾厂一样，多人的宿舍就是这样，那个厂房。”

　　在小周看来，他到东莞来打工并不仅仅是为赚钱。在老家农村他并没有很重的养家负担，所以到沿海来找工作，他实际上需要的是一个能够让他生活和工作各方面都感到愉快的能让他喜爱的工作。 然而对于企业的招聘人员来说，农民工来打工时提出来这种种要求是过于挑剔了。

　　张永州：“有好多就是，第一个问你，你们厂女孩多不多？女孩子就问你们男孩子多不多？这种现象很多。有的提的福利待遇高，要工资高一点，像普工他想拿到2000、3000，3000多，不可能吧，对不对？像我们厂子普工现在基本上可以拿到1800以上，每天8个小时，12个小时可以拿到2000多，也算是可以了在东莞这个地方，对不对？他想着有的时候想的太高，我们厂里也接受不了。”

　　让张永州觉得特别困惑的是，以前他在招聘市场碰到过的老一代农民工所要求的和现在来找工作的这些新生代农民工有着天壤之别。张永州的困惑，实际上也正是在经历20年飞速发展之后，我国制造业所面临的一个转型的难题。

　　相信很多人都看过外来妹这部连续剧，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上世纪80年代全国各地上千万农民工到广东打工的历史背景。在那个年代，即使是“包吃包住”四个字对农民工而言都有着莫大的吸引力，在劳动环境、福利待遇方面，他们更是没有任何奢求。每年春节过后，从河南、四川、湖北等人口大省背井离乡而来的农民工，把火车站和汽车站挤得水泄不通，美国的《时代周刊》也惊呼，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人口流动。对于经历过那个民工潮时代的刘礼成来说，现在的新生代农民工所提的要求和想法常常会让他百思不得其解。

　　刘礼成：“年轻人是越来越挑剔，挑剔他的环境，在一个厂住宿环境，厂房，年轻人是很挑剔的。达不到他想象的，比如说他的工价，走的也有的。”

　　为什么刘立成的工厂一直没有招满工个人呢？阿萌是刘礼成厂里的车工，她在厂里拿工资是计件制的，每件衣服的加工费根据款式的不同分为2.2元、2.6元和3.5元，多做一件衣服就能多几元钱的收入，一天下来，她绝大多数时间都在全神贯注地盯着自己手里的衣服，缝线，缝线，还是缝线。

　　记者：“一天下来能多少件？”

　　阿萌：“能做20、30件。”

　　记者：“就100多块钱？”

　　阿萌：“差不多。”

　　按做一件衣服需要缝纫50次计算，做30件衣服，阿萌每天需要将同样的动作重复1500次。在记者采访阿萌的时候，她始终没有停下手中的工作，现在是订单高峰期，她要抓紧时间多挣一些钱。

　　对于广州康乐村的很多制衣厂老板来说，阿萌这样埋头干活的农民工实在是非常难找。阿萌每做一件衣服能从老板那里领到3.5元的加工费，刘礼成觉得这已经是他能够从利润里头分给工人的极限了，但是显然，想用这个价钱招到更多的工人是非常困难的。记者在民工桥的调查中发现，刘礼成所说的并不是当地老板所面临的个别情况。

　　记者：“工资有多高？”

　　当地老板：“工资，我出1500，(工人)嫌低，不干。”

　　记者：“这是不是给的工资太低了？”

　　当地老板：“那不是，那不是。像我们这个衣服14块钱一件，你说低不低，嗨，没办法。”

　　这个服装厂老板所说的14元钱是他从外贸订单中所签订的加工价格，尽管这样一件纯棉长袖衫在贴牌以后的海外销售价格能达到十几美元，但是在东南沿海一带的蚂蚁工厂，它的加工价格就是10元人民币左右，以这个价格计算，目前要想给工人再涨工钱，几乎是不可能的。双方在工价上谈不拢，因此，当地的老板今年一直都处在严重缺工的状态。

　　记者：“那工人都去哪儿了？”

　　当地老板：“不知道，那怎么知道。”

　　记者：“你们也想不通？”

　　当地老板：“想不通，想不通，那想不通。”

　　的确，在过去几年间，广东的农民工工资每年都在上涨，但无法忽略的事实是，上涨的幅度一直低于全国平均工资水平。以2007年为例，广东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增长了12.4%， 但是仍然比全国的平均水平低6.3个百分点，而且连续第7年低于全国平均增长速度，位居倒数第三。2008年金融危机的发生更是直接导致了农民工的下岗或失业。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2008年下半年以来，剔除正常回乡过年的农民工，受危机影响下岗或失业的农民工数量至少在1100万人以上。经济逐渐复苏，珠三角的众多中小企业艰难地度过了金融危机，当闲置的生产线重新启动时，老板们发现，很多农民工已经不再把广东当成打工的第一目的地了。

　　黄慧屏：“来了订单就招人，完成订单就退工，那么这样的一种用工模式特别是对现在新成长的这种劳动力这种年轻人来说他们所不能接受的。

　　统计数据表明，目前我们面临的民工荒并不是全国性的，尽管以广东为代表的沿海外贸加工企业存在巨大的用工缺口，但是全国的农民工输出总量仍然在是增长的，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09年全国外出农民工总量1亿4533万人，同比增长了3.5%，广东等地的民工荒是转型过程当中的结构性短缺。

　　三、年轻农民工的新思想

　　在经历了多年的民工荒之后，长三角和珠三角的企业主们有必要重新审视自己和农民工之间的关系，并作出正确的抉择，首先就是要弄清楚现在的农民工们心理状态、性格特征是怎样的。据国务院研究室最新发布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目前80后、90后农民工也就是新生代农民工，在1.5亿农民工里已经占到61%，总数约为一个亿。他们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群体呢？

　　正在唱卡拉OK的男孩名叫何荐星，今年21岁，是从江西新余农村到东莞来打工的一个80后的农民工，这是他每天的工作——给沙发蒙皮。小何受过高中教育，作为新生代农民工，他的发型和衣着与老一代农民工有很大差别。他告诉记者，他现在每个月能赚到1800元到2000元的工资，但是其中一多半都被用来消费了。

　　何荐星：“花掉也是一千多块，剩下也一千多块，花了一半按比例，也花一半的比例。”

　　记者：“剩下一半干吗？”

　　何荐星：“剩下一半，基本上就是寄给家里或者存一点，存点起来，存点起来以备用。”

　　何荐星每个月花掉的1000多元里，有自己日常生活的开销，也有和女朋友在一起时以及其它娱乐活动的花费。

　　何荐星：“比如去旅游一下，登山，或者跟朋友一起去哪里玩，去逛超市或者逛街都会有，还有陪女朋友有的时候逛街，所以消费更大一点。女的就喜欢美就也会买衣服，女的买衣服就只有男士掏钱。

　　在工厂的食堂里记者发现，与小何相邻的饭桌上也有一些江西来的农民工，但是因为出生年代不同，小何和他们在生活方式和想法上都有很大的差别，因此，尽管是老乡，小何在业余时间也很少和那些老一代的农民工交往。

　　何荐星：“毕竟人家成了家，人家家里有负担，我们年轻人没有什么负担，因为父母也不用，现在趁年轻也不用我们养，只要自己挣自己花自己存一点钱就OK了。”

　　小何还告诉记者，新生代农民工对生活质量的要求比上一代要高得多，那种每月只消费两三百元、一心打工赚钱、不在乎劳动条件的老民工的生活方式，对于他们来说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小何甚至用程序不同来描述两代农民工之间的天壤之别。

　　何荐星：“我和他们的生活方式有点不同。因为我们的开销，除了你不去玩，像他们那农民工样的，年纪老一点的话，除了是在厂里看看电视或者就是睡觉，看电视睡觉或者上班就这样的程序，我们的程序就不同了，我们程序要去，有的时候要陪下女朋友，有的时候逛街和朋友一起去玩。”

　　三、回顾日本转型之路 思考中国民工荒

　　随着我国农业政策的完善和中西部的崛起，长三角和珠三角在经历了多年的高速发展后，在规模不断扩大的民工荒里，它们似乎重新来到了一个十字路口，需要对未来的方向做出选择，同时，整个中国也需要重新思考我们的劳动力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逻辑，日本的经历也许能给我们带来一些启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也经历了主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时期，1955年到1975年，日本平均每年有72.5万“农民工”进入城市，转入非农产业部门工作，这段期间，“农民工”占就业总人数的64%。最初，日本的“农民工”也面临着从工资到保险与城市工待遇不平等的问题，欠薪事件经常发生，从事高速公路、隧道建设的 “农民工”还身染“尘肺病”等职业病，有的甚至为此丧命。但最终，日本用了20年的时间成功地实现了经济转型，也顺利化解了“农民工”群体面临的种种难题。

　　首先，在日本，不存在所谓“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问题。这种自由往来的户籍制度，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劳动力的流动和经济的发展；

　　其次，日本城市的住房制度也让“农民工”安定下来。在日本的城市里面，有公营住宅、住房公团等对中低收入家庭居住进行保障住房的制度，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当初就是为了接收“农民工”而兴建的；

　　第三，日本采取的是全民保险制度，进城的“农民工”都要加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事故保险、雇用保险等。这种一视同仁的保险制度，看起来是增加企业的负担，实际上确保了企业的劳动力来源，让企业不至于出现“劳工荒”；

　　最后，最为重要的应该是日本的教育制度。日本实施九年义务制教育，学龄儿童转迁之后，必须在3天之内到当地教育委员会报到，由其安排入学。他们不存在借读和赞助入学问题，更不存在要回到当地参加高考的问题。

　　贡森：“我觉得是说日本过程中，就是在后发展的这些国家中还是比较成功的，农民工进城了以后又给盖的农民工宿舍，当然它同时本来就没有户籍制度。另外政府一直采取措施，避免在刘易斯拐点发生以后资本深化，迅速发生资本深化这个进程，推动中小企业的发展，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我觉得这一块确实日本的经验可能需要我们关注和研究。”

　　贡森警告说，民工荒并不意味着我国的人口红利期，也就是劳动力供给充足、社会负担相对较轻的时期已经结束，目前，标志着劳动力从过剩走向短缺的刘易斯拐点在我国还没有真正到来，在未来十年甚至十五年的时间里，我国还要依靠大量劳动密集型企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本深化也就是资本向高效率企业和区域聚集的速度不宜过快。

　　贡森：“这是国际上的一个经验教训。鼓励了他这种引进新设备新的技术装备，就已经促进了机器取代人的加速这个过程。就是我们拿机器大幅度的取代人了以后，这个机器吃人的过程，特别在一个欠发达国家是非常危险的。”

　　贡森刚刚在长三角、四川和安徽完成了一个关于民工荒的调研，在他看来，从整体上看中国目前不存在根本性的劳动人口缺乏的问题，现在我们在沿海地区所看到的用工短缺的问题，实际上是对当地的劳动保障、劳动收入等条件的改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要满足这些条件，必须依靠社会整体管理和服务能力的提高，这种提高并不仅仅需要企业完成，同时也对政府服务于农民工的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单纯依靠中小企业压缩利润空间、提高农民工的待遇水平，或者单纯依靠农民工提高维权意识、争取更多的利益并不能解决整体存在的问题。

　　贡森：“政府应该是多从公共服务方面，多稳定就业关系方面，适当改善劳动条件

　　另外包括公共服务的扩大，解决实际生活问题。人的需求他的工资不一定需要无限的工资这种上涨，你这稳定点工资收入待遇低一点，但是你将来能慢慢在这儿安家落户，你将来发展的前景非常好。”

　　民工荒，荒出来很多事需要我们思考，都是一个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些重大问题。

　　半小时观察：

　　结构性的民工荒出现，可以说，是劳动力市场自我调节加上中国经济均衡发展双重作用的结果。西部大开发战略已经实施了十年，中部崛起战略也在加紧实施，中西部地区与沿海地区的经济差距逐步缩小，很多农民工在离家不远的地方就能找到合适的工作。更重要的是新一代八零后九零后的农民工，已经不再满足于节前拿着工钱赶回家，节后再出门打工的候鸟式迁徙。他们有自己的人生规划，渴望融入城市生活，在创造财富的同时也能分享现代生活，而传统的用工模式已经不能满足这样的要求。面对这场不可逆转的变化，那些着急上火的加工企业除了打出更优厚的招工待遇。我想他们的发展观念也都需要换换脑筋了。与其坐等农民工用脚投票，不如尽早调整自己的市场角色，走出依赖低成本劳动力的固有模式。从这个角度说，民工荒也是推动发展方式转变的一大动力。

责编：刘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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