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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02月23日 14:05 近期报道 我要评论
隆国强:如何判断宏观经济形势
华尔街风暴是近百年来最严重的一次金融危机。在世界金融危机日趋严峻的背景下,为抵御国际经济环境对我国的不利影响,11月5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出台十项更加有利的扩大国内需求的措施,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也是我国十多年来在货币政策总称中首次使用宽松的说法。
财政政策从稳健转为积极,货币政策从从紧转为适度宽松,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究竟有着怎样的改变?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经济增长9.9%,增速同比回落2.3个百分点,第三季度回落到9%,增速面临进一步下滑的风险。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究竟在哪里?调整后的宏观调控政策会对经济的运行产生怎样的影响?《经济热点面对面》将邀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副部长隆国强为我们打开中国宏观经济的一系列问号。
隆国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副部长):
大家好,今天非常高兴和大家一起来讨论中国的宏观经济情况。
中国是一个融入全球经济非常深的国家,我们的外贸依存度超过60%。所以全球经济的风吹草动对我们会有所影响。那么这么重大一场所谓近百年来的金融动荡,毫无疑问也会对中国产生影响。这两天IMF刚刚公布了它的最新的全球经济展望,数据应该说是非常悲观的,它把它上一次预测的,说明年全球的GDP增长率是3%,那么这次它把它调到了2.2%,其中对一些主要经济体的经济的增长率的预测,比如说美国,美国明年按他的预测将是负增长,负0.7%。欧洲的经济会是一个负的0.5%,日本也是负的0.2%,整个工业化国家的增长率是负0.3%。
那么他们都在纷纷地陷入经济的衰退以后,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它会怎么办?它受到什么影响?我们其实需要稍微地回顾一下,就是中国经济它本身发展的内在动力是什么?经常我们老百姓讲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进出口,或者是出口拉动。在过去的三十年里面,从改革开放开始1978年到2007年的年底,中国的GDP平均的增长率是9.8%,这个速度是全世界最高的,而且能够持续三十年保持9.8%的增长率。在有文献记载的人类的经济史上也是没有的。所以有人说这是中国的经济奇迹,那么这个奇迹是怎么发生的,有很多人去探讨它,不仅是中国的经济学家去探究。今年是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我们要去总结经验、谋划未来,前三十年我们靠什么来维持增长?有的人说是因为中国是靠投资驱动的,确实你看看中国的投资率可能是全世界最高的之一,但是我们说以前投资率也很高,为什么到了这三十年发展?有的人说中国靠开放,也有的说靠效率的提高,比如说靠这种结构性的调整。在过去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里面,我们有超过两亿的劳动力,从农村部门转移到了服务部门或者制造部门,那么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大概是农村部门的二十倍左右,服务业大概是十倍左右,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即便你没有技术的进步,仅仅是因为这种生产要素重新配置,它就会大大地提高效率,会让我们全要素生产率大幅度地提高。
当然这里面非常重要的,我们看到之所以发生这一系列的变化,是因为我们的体制的创新,是因为我们对外的开放。所以说改革开放是过去三十年,中国把我们潜在的增长的动力发掘出来的一个非常现实的动力。
如果我们从宏观经济的,从总需求的角度来考察,我觉得我们对理解现在的经济也非常有帮助。刚才我们说的其实是从供给方面来讲的。从需求的角度来说,在八十年代的时候,计划体制什么东西都要凭票,粮票、布票,什么都要票,连自行车,买手表都要票,那个时候就是为了中国实现工业化,要先生产后生活,要压抑消费。那么到了八十年代,我们说发展经济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物质、对文化需求。那时候中国人,特别是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差距都不大,所以大家说,老张家开始买黑白电视的时候,老李家就按捺不住了,大家都不落后。经济学家总结说,在我们八十年代出现了一个叫排浪式的消费,整个八十年代是轻产工业快速发展,是家电工业快速发展,那么它的动力来自于哪儿?来自于老百姓为了改善生活,他的消费在逐渐地升级。那么后来到了1998年的时候,中国经济面临了第一次高通胀,18.5%,那么政府为了防止通胀就采取了紧缩的政策,整个增长率到了1990年的时候有了一个明显的下滑,在1990年我们的增长率还不到4%。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以后,给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强劲的动力,很快到了1992年的时候,中国的GDP增长率一下子跳到了14%点几,超过了14%,1993年也超过了14%。那么到了1993年这么高的通胀的时候,大家说已经超出了中国潜在的GDP,也说我们自己的资源我们的产能不足以支撑这么高的增长率,所以相应的会带来什么问题呢?就会带来通货膨胀。
所以在1993年的时候,我们第二次面临了高通胀,比1988年还要高,达到了22%的通货膨胀率。所以从1993年开始又重新宏观调控,治理经济过热。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看到1997年1998年的时候,我们碰到了亚洲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那一年我们整个出口的增长率只有0.5%,所以在这个内外交困或者说内外两股力量共同作用下,中国的GDP增长率落到了一个相对的低点,1998年的时候我们的增长率低于8%,降到了7.8%,到1999的时候继续回落到7.6%,那后来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来刺激内需,对外要千方百计地扩大出口,这个政策的效应逐渐地积累,积累到了大概2003年的时候开始明显的经济加速,2003年中国GDP增长率超过了10%,到2004年的时候我们又面临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煤电油运的全面紧张。这时候反映出来的就是我们的基础设施不足以支撑这么高的增长速度。但是尽管如此,GDP的增长率依然很高,从面临着这种煤电油运全面的紧张,它反映出来的是中国经济的全面的过热,所以从2004年开始中央政府就开始进行宏观调控采取了多方面的措施。所以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看到中国的出口的增长率,保持了非常高的速度,高达了30%几、20%几,这样我们的贸易顺差从几百亿美元迅速上升到了两千多亿美元,逐年增加。到2005年的时候它贡献了2.5个百分点,在2006年的时候它贡献了2.2个百分点,在2007年的时候贡献了2.6个百分点,所以说大家可能在媒体上看到很多人说中国是靠出口驱动的经济,实际上它不是说三十年都是这样,它仅仅主要是近三年,出口或者说进出口对我们GDP的贡献确实是非常明显的,大概1/4的GDP的增长是来源于国际市场带来的需求,因为在这个期间我们一直在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在控制我们经济的过热。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说,出口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动力。但是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不可能说永远靠你的贸易顺差越来越大,它如果说贸易顺差维持稳定,它对当年的GDP的贡献就是零,是没有贡献的。那么如果说你还想靠进出口来拉动经济,就意味着你的贸易顺差需要越来越大,这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是不可能的,国际社会也是不能够容忍的。尤其像今天的中国已经是全世界的第四大经济体,我们不可能说长期以来进出口来拉动我们的经济增长。那么这一轮我们说中国经济强劲增长它表现出来的是重化工业的快速增长,它的动力是来源于我们中国经济发展到这个阶段,人均GDP进入了一个消费升级需求到了对住房,对城市基础设施、对汽车的需求,那么城市化的加速带来对整个基础设施的巨大的需求,那么这些东西就是中国经济这一轮增长的基本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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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说:
此次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意味着在1998年我国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时实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将再度启动。积极的财政政策就是通过扩大财政支出,使财政政策在启动经济增长优化经济结构中发挥更直接、更有效地作用。
此次,中央促进经济增长的措施,包括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快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及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减轻企业负担等十项措施。
初步匡算,实施上述工程建设到2010年底,约需投资4万亿元。那么这一些措施对拉动内需究竟起到什么作用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副部长隆国强将为我们详细解读。
隆国强:
所以这样的宏观政策就会在我们的政府,相关的政策的篮子里面充分地体现出来。如果我们看一看已经出台的政策,比如说要进一步地加强对农业部门的支持,所谓强农惠农的支持。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时候,把“三农”问题作为主题这是非常有深意的,对中国这么一个大国,农业就更加重要。
十年前,莱斯特布朗写了一本书,《谁来养活中国》,这是一个引起全球恐慌的问题。13亿人确实没有任何一个其它的国家说能够帮助中国来养活13亿人。那么我们的中国这个国家虽然国土面积很大,但是耕地面积很有限,即便说我们现有的这些耕地,那么随着农业技术的进步,随着农田基础设施、生产条件的改善,养活中国人是没有问题的。大家看袁隆平搞的超级水稻单产大幅度提高,养活中国人没有问题。那么如果说我们有更多的投入,比如说像以色列这样的,它在干旱地区可以用很少的水通过采用滴灌的措施来保证农业的生产,那我们西北地区大量的所谓荒地就可能变成丰收的良田。但是这要靠什么呢?就要靠投入,要靠有农田基础设施的完善,要靠有制度的保证,让这些资源能够流入到农业部门里去。
第二个就是说要加强中小企业的发展,中小企业的发展为什么提高到这么高的地步,它是跟我们所说的就业问题密切相关的。从全世界来看,无论是从企业的数量,不管哪个国家企业数量里面,中小企业占的比重在98%以上。如果从就业的人数来看,都在80%以上。所以我们说要保证就业,其实就是要保证我们中小企业的良好的发展。所以支持中小企业对眼前来看,最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能够给中小企业创造一个良好的融资环境。我们看到就是在今年以来,已经有一些变化。银监会已经开始在试点,在一些地方,比如说允许建立贷款公司,贷款公司的利率就不受央行制定的利率限定的利率,它可以在央行规定利率的三倍。实际上这个措施,它就反映了对中小企业贷款需要适应高风险,同时给金融机构以相应的高回报,这是一个市场规律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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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说:
如何加大投资力度来拉动内需?中国的房地产又将何去何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副部长隆国强将进一步解读。
隆国强:
那么第四个方面就是要加大投资的力度,我们一直讲,中国经济是投资驱动的。投资驱动意味着投资增长快的时候,我们整个GDP增长就快,如果投资增长慢,投资增长速度回落,我们GDP增长就会回落。前面我们分析讲过,占固定资产投资里面四分之一的房地产投资,它的回落恐怕是不可避免的。那么一方面我们看到一些地方政府出台了好多救市的措施,试图来稳定对房地产市场的预期,来稳定房地产市场的投资。但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可能更重要的就是当私人投资开始回落的时候,政府要考虑怎么用公共投资来填补这个空缺。我们说宏观调控是干什么的?宏观调控的目标就是熨平经济周期。私人部门热的时候,那政府部门要冷,公共投资要减少,当私人投资他开始回落的时候,那公共投资就带来了很好的机会,机会在什么呢?公共投资成本就大幅度下降。有的人说,担心说在公共投资投下去以后没有回报怎么办?公共投资本来说在大部分情况下,是不应该去追求回报的。但是实际上在中国这个条件下,很多公共性的投资或者政府性的投资,即便你不追求回报,它也是会有回报的。
基础设施,有的基础设施确实是公益性的,但是有的准基础设施它是完全可以由私有部门做,但是在私人部门可能没有能力投入的时候,公共部门完全可以投进去,在适当的时候把它私有化。你看我们比如说中国这些年,高速公路大幅度发展,我们现在高速公路的通车里程是仅次于美国,全世界第二,这是不可想象的。
90年代初我们才有了第一条高速公路,十几年的时间我们已经变成全世界通车里程第二多的一个国家。那么高速公路很多路段它完全是可以赚钱的,它通过收费是可以赚钱的。那么早期企业不愿意投,所以政府投资以后看到的的收益,它就把这个高速公路卖给私人部门,其实就是把这个收益权卖给他,政府那来这个钱继续投资。现在在中国来说,我觉得政府的公益性投资可以在几个方面下大力气:一个就是进一步完善我们的交通基础设施,特别是高速铁路,这是我觉得一个重大的机遇。
大家可以看到天津、北京的城际高速铁路带来了巨大的收益,现在是一票难求啊。而且大家想象,就是说看一看美国和欧洲,它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美国的国土面积和中国差不多大,但是它的人口主要集中在东西两个海岸,所以它的货运靠的是铁路,靠的是高速路、客运是靠飞机。但是中国它的人口不是分在什么东西两部分,它是集中在整个东部,大家划一张中国的地图,从漠河,黑龙江的漠河到云南的腾冲,划一条线,所谓地理学上的叫漠河腾冲线,在这条线的东侧集中了中国90%以上的人口。所以在这条线的东侧中国的人口密度是极高的。它和欧洲就很类似,你看欧洲的城际或者国际之间,它的国际其实相当于咱们一个省际了,就是那么大的面积。铁路系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高速铁路。现在趁着整个私人投资下滑,我们如果能够规划好迅速地推出高速铁路的建设,那对中国整个我们的生产力布局,对我们整个基础设施的完善都会具有重大的意义。
第五个方面,当然要继续地去反通货膨胀,控制物价的上涨。那么价格的上涨我们不是说靠行政性的措施,恰恰相反,我们是要理顺价格的形成机制,要通过改革,同时要通过刺激生产来在供给方面增加供给来稳定物价。应该说这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对我们稳定物价从这个角度来说,它是有利的,它提供了一个机遇。
第六个方面当然是要节能减排,节能减排这是一个中国经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现在全球变暖,变成了一个热门话题。而中国我们的全球变暖的气体排放可能已经是处于世界第一位了。它既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来自于国际社会的压力。同时,其实也对我们经济增长的效率来说,我们依然采取过往的这种粗放的增长方式,是不可持续的。所以在宏观调控,或者说经济开始回落的时候,应该说就给了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什么机会?就是由于竞争的加剧,会对我们的企业产生一个筛选,把那些真正高效率的利用各种能源管理好的企业,让它活下来发展壮大。而那些粗放的,那些管理不善的企业让它淘汰掉。淘汰掉,大家一说到企业破产,可能有一个想法,是不是社会资源就浪费掉了?完全不是这样。这个企业破产了,但是它有用的,它的土地还在,,它的厂房还在,他的机器设备还在,只是要换一个主人,换一个管理更好的主人。通过注入资金,通过引入新的技术,能够让效率更高。
另外,很重要的就是说,在我们要实现宏观,所谓保增长嘛,这时候还需要有一个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是什么?就是要适当的减税、适当的增加支出、公共支出,很多人说政府就这么点钱,我怎么增加支出?但是政府的信用,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强有力的信用就是政府信用。那么通过甚至可以通过发债的方式可以筹得公共投资的资金。
回顾一下中国过去,我们当年建三峡的时候,三峡投资不到三千亿。我们当时的领导人从毛主席开始梦想高峡出平湖,但是一直迟迟上不了马,没有钱,但是后来我们下定决心上了三峡。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再说,如果当时我们借了三千亿,现在我们再来看三千亿算什么?现在我们修一条京沪的高铁一千五百亿。现在我们马上大家看到的交通基础设施的规划五万亿。所以我们要从一个发展的角度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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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幕提示:
稳定市场,适时调整,促进发展,坚定信心促发展。
解说:
从上世纪80年代到2007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经历了极其即若。2007年,中国GDP达到了新一轮增长的高点,为11.9%。由此,2007年年底,宏观调控的首要目的是“双防”,即要把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2008年7月,下半年宏观调控政策确定为一保一控,即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作为首要任务。近日,国家又将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来进一步拉动内需。
有人说,这是防止中国经济应着陆的重大举措。那么中国经济的内在动力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GDP的进一步回落在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动因呢?
隆国强:
到了2007年的时候,应该说我们中国的经济达到了这一轮增长的最高点11.9%,这11.9%里面有2.6个百分点来自于外部的需求,9.3个百分点来自于我们内部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就是说,经过几年的宏观调控以后,中国的经济速度依然很高,然后很多局部地区还依然面临着一些基础设施不足、电力不足的现象。甚至在几个月前大家还知道比如说煤炭运不出去,铁路没有这么强的运力,港口上各种港口运输非常地忙,比如说铁矿石进口的时候,我去山东的一个港口日照港,全中国最大的铁矿石进口的港口,那个船想把铁矿石卸船,最长的时间,在海上要停二十天,等着,排队,就到了这么繁忙的程度。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政府的宏观调控的目标就是要防止这种经济由偏热变成经济的过热。那么与此同时去年的下半年,又出现了通货膨胀,CPI到了4.8%,那么政府还要防止通货膨胀。
那么我们先来讲讲所谓宏观经济,在经济增长方面我们看到三大动力,从今年以来逐渐地是在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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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说:
2007年到现在,中国的经济增长形势发生了怎样的改变?三驾马车给中国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动力?接下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副部长隆国强将进一步解读。
隆国强:
首先我们说投资驱动,投资驱动在今年以来,在固定资产投资里面非常有代表性的一类投资是房地产的投资,房地产的投资占我们整个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的24%,或者说将近1/4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是来自于房地产的投资,当然还有其它各种各样的投资。那房地产在过去的几年里面,它经历了一个迅速的扩张增长的阶段,中央政府在过去的几年里,一方面房价涨,一方面出台了很多的政策来抑制房价的过快上涨,那么这些政策效应积累到一定程度,特别是从去年我们为了防止经济从偏热到过热实行的紧迫的货币政策以后,利率也开始大幅度的上调,这样房地产的价格就出现了增长放缓,有一些城市,比如像深圳、武汉这些城市在过去几年内,房价涨得太高了,涨得太多了,它就出现了房价的下跌。从全国来说,其实房价还在上涨,直到九月份公布的统计数据,房价还是在上涨。但是有一些,它的住房的价格已经开始出现了绝对的回落。
那么在回落的情况下,老百姓就开始观望,觉得说降得还不够,我是不是能够降得更多一点再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房地产市场的成交是在萎缩的,整个成交量比去年出现了大幅度的萎缩,有的城市可能下降了80%。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些开发商他出于资金的压力,他就开始来下调或者是降价来希望赶快把房子卖掉,收回他的资金。这时候房地产市场就出现了一个很微妙的变化,当然在建的工程还需要去建,但是在未来,在下一步,是不是还有房地产开发商像过去几年那么热情地去买地,然后去开发呢?显然是不太可能的,大家变得更加的谨慎。也就是说,作为过去增长非常重要的一个动力的房地产的投资,它占固定资产投资的24%,它在未来可能会有所回落。也就是说,如果整个固定资产投资回落的话,那我们整个GDP的增长速度是会下降的。所以我们说中国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们看到的是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有可能下降。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是这一轮我们说汽车,汽车是这一轮一个消费的热点,那么汽车的销售的增长率也开始逐渐地在回落,前五个月的时候,比如说在年初的时候还有将近22%的增长率,到了五月份的时候就降到17%,到了七月份的话速度就更低了,那么汽车企业的库存也在增加。那这样的话,我们说对汽车,或者说汽车背后对钢材的需求、对制造的需求也会下降,跟房地产一样。这是第一驾马车,我们说从去年的最高点开始在逐渐地回落。应该说这种回落本身也是我们在去年宏观调控希望得到的,去年11.9%的时候,GDP11.9%的时候,这个速度是太快了。
那么第二个就是消费需求,现在大家都在讲,经济学家都在讲要扩大内需,扩大内需,我们说内需的投资需求是很旺盛的。所谓扩大内需到底指的什么?是指的消费需求。消费需求,我们看一看改革开放几十年的历史,其实中国的消费需求的增长是比较稳定的,即便在1997年、1998年非常严峻的时候,我们看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这个增长率的话,依然还在8%、9%的速度。到了今年增长速度就更快了,今年前几个季度,我们消费的增长速度如果扣掉物价,实际增长率还在13%到14%,这也可以说是一个历史的高点。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增长速度,有很多人去探讨说,你看股市也跌了,房市也开始出现了,有的地方出现下降了,所谓的财富效应都没有了,老百姓为什么会花钱?有人说可能是不是来了奥运会了?奥运经济,大家为奥运争夺,中国健儿取得这么好的经济,多喝几瓶酒,多吃几盘菜。但实际上我觉得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过去这两年收入水平的增长。按照统计局的数4据,今年上半年,城镇单位在岗职工的平均收入同比增长了18%,那这个速度是远远超过物价上涨的指数的。那么那些农民工,就是到城里来打工的农民,农民工的工资性收入的增长率达到了17.9%,这也是一个相当高的数字,也是近年来少有的数字。
问:
刚才您提到就是说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进出口,然后您又提到农村、农民的问题。那么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农民消费的问题,我们都知道农民朋友赚钱不容易,他们好不容易把一点钱存起来,您用什么好的方法可以让他们大大方方地把这个钱拿出来用于消费呢?
隆国强:
一个层面的问题是要让农民的收入能够稳定的增长,他有钱才敢花钱。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他有了钱也会怎么让他把它钱花,大胆的花钱。你问的是第二个层面的问题,就是假定说农民现在有钱了,他为什么,或者说怎么能让他去花钱?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要改善他的预期,比如说我还可以进城找到更好的工作,我的收入还会进一步增加。那么他现在的钱他就会舍得花。完善金融制度,以后你盖房子不用需要自己攒钱,可以到银行去借钱,就像城里人买房一样,你说我们为了盖房子,我到信用社或者到银行去借钱。
还有一个最关键对我们农民最现实的问题,就是医疗问题,很多农民所谓说贫困都是因病返贫,就是得一场病,然后把家里所有的钱投进去,找亲朋好友借了钱,可能把病治好了,但是这个家庭就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那就是要有医疗保障制度,现在很多地方已经在开始试行,也是要像城市一样逐渐地完善这种养老制度,要把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逐渐地从城市向农村去延伸。所以根本的一点就是农民为什么不花钱?不是说他天生不会花钱,是因为他有很多顾虑,它的顾虑是对未来很多不确定性的顾虑。那么要想让他花钱,就是把他的不确定性变成可以确定的未来的预期,要改善他的预期,那么他就有钱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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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说:
三驾马车中的进出口对中国经济有什么样的意义?在今年,中国的进出口又发生了哪些变化?
隆国强:
第三驾马车就是我们所说的外部需求,进出口。出口应该说对中国的经济是十分有意义的,它的意义不在于短期,说对GDP有几个百分点的贡献,而是说中国作为一个资源禀赋非常不均衡的国家,我们最富有的是什么?最富有的就是人,13亿人口劳动力,又年轻,素质又好,劳动纪律还好,在全世界能挑到中国这么好的工人的国家不多。这不是我们自己夸自己。我们很多中国的企业最近这几年也开始叫走出去,到海外去投资,到海外投资发现很多地方劳动力可能比中国便宜,但是劳动的纪律不好,很多的到一些国家,比如说一个星期发一次工资,周末领完工资,到周一开工的时候工人不来了,一百个工人有八十个没来。所以中国要想发展就必须要和国际社会进行交换。交换什么呢?交换我们的长处,就是把我们的劳动力要卖到国外去,然后把我们短缺的资源要换回来。国际贸易是什么?就是做这种结构的转换。我们的很多出口产品,大家说都是劳动密集型的,为什么是劳动密集型的?就是因为劳动是我们自己富裕的又比较优势的东西,然后我们赚钱了外汇,大量的进口资源。你看一看,我们回头再讲中国的出口结构的演变,我们是大量进口初级产品,大量出口制成品。所以中国出口它的最大意义,实际上是把我们的优势的劳动力资源充分地发挥出来,而不是说我们短期内想通过进出口来不断地扩大贸易顺差,来占领别人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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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幕提示:
稳定市场,适时调整,促进发展,坚定信心促发展。
解说:
宏观调控四大目标将如何实现?为了保障老百姓关心的就业、物价和国际收支问题,我们宏观调控政策做了怎样的努力?接下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副部长隆国强将进一步解读。
隆国强:
宏观调控,宏观是四个目标。四大目标,就是经济增长、就业、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所以我们过去几年,我们看到说是增长的目标非常好,增长的很快。通过这几个动力的分析,大家会看到中国经济进入今年以后,GDP的增长速度开始出现回落,到了九月份的时候,九月份我们公布的GDP的增长率是9.9%,那么9.9%和去年11.9%相比就回落了两个百分点,但是9.9%和全世界来比又是一个最高的增长率。
第二个目标是就业问题,如果增长速度过快的回落就可能会导致失业问题的增加。失业问题,失业当然在中国非常有意思,失业首先是谁受到冲击呢,是我们这个社会里面最弱势的一个群体就是农民工,真正说当失业严重到城市的这些固定的工人都会失去岗位的话,那个情况就是非常严峻的。而中国的经济增长快的时候,加速的时候,增加就业的时候,它体现出来的是城市接纳的农民工越来越多。当它经济开始减速的时候,就业岗位增加得少,或者出现了减少的时候,首先下岗的是农民工,也就是说这个农民工就像一个蓄水池一样。从全年来看就是说截止到上半年的数据,我们就业人口还是在增加的。上半年我们新增了620万新增的岗位,这是劳动部门统计的数据,但是大家可能也看到了媒体有很多报道,比如说沿海地区好多企业都出现了倒闭、破产,大量的工人失去了就业的岗位,那么这是一个结构性的变化。所以失业的情况,应该说我们是要严格的防止出现失业的大幅度增加,要想严防失业的大幅度增加关键的就是要保持经济的增长速度。
那么第三个指标我们说是通货膨胀,这是宏观经济里面大家非常关注。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中国首先是消费物价指数开始上涨,消费物价是源于什么呢?从去年下半年,83%的消费物价上涨是来源于农产品、食品涨价,食品为什么会涨价?如果你光看眼前的话,你说是因为供给不足,首先是猪肉涨价,但是为什么猪肉会(涨价)?我们说一个农业大国,猪肉会不够呢?稍微我们往前看一点,就是因为在过去的好几年时间里面,农产品的价格持续的下跌,特别是畜产品,猪肉价格持续下跌,低到农民养猪已经要赔钱了。农民,每一个农户都是一个独立的经营者,他当然要算我养猪合算不合算。所以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谷贱伤农”。其实不仅仅“谷贱伤农”,这个猪肉低了也伤农,那农民的反应是什么?粮食价格低了不种地,撂荒,那猪肉低了呢?他就不养猪,甚至把生仔猪的母猪都给杀了,不要了。那么这些东西积累到一定的程度,积累到一定的程度以后,你的猪肉就出现了供给的短缺,那么在短期内一下就爆发,相应带动其它的副食品都开始涨价。去年消费物价指数一下到了4.8%,由于消费物价上涨的主要动力是食品,那么CPI是一个篮子,上千种商品和服务在一起加权算出来的,它只有4.8%。
可是对某些特定的商品来说,特别是副食品,比如说排骨,在北京的超市里会发现,涨价之前6块钱一斤,涨价以后16块钱一斤。比如说食用油原来一桶油四五十块钱一桶,涨完以后一百块钱一桶。对这些商品来说,它的涨价幅度实际上是相当高的,成倍地在涨,对中低收入家庭的生活是产生了十分严重的影响。那么针对这种情况,政府就一定要把治理通货膨胀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
去年下半年,我们就开始提出了要防止这种结构性的物价上涨变成全面的通货膨胀,并且采取了很多的措施。
问:
我想请问一下,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不可想象农业的发展就是在国民经济中GDP比重偏低的问题。我们知道长期以来,农产品价格一直比较低,这是不利于引导资源向农业配置的。另一方面,如果农产品的价格提高会对城市居民的生活带来压力。这些方面咱们有什么比较新的政策?
隆国强:
如果我们大量的劳动力在农村部门工作的话,每个人可以分得一亩地、两亩地,你会发现种地连养活自己都不够。每一个人可以种一百地地,可以种五百亩地的时候,那么在同样的价格条件下,他劳动的投入、他的成本如果不变的话,他通过劳动效力或者是机械化的手段提高了他的劳动生产力,种地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富有吸引力的一个行业。
主要不是说要依赖于把农产品的价格提起来,关键是说要提高通过这种规模经营。通过让农民大量的到城市里稳定下来变成市民。这样在农村形成规模化的经营以后,有很少的人力能够占有比较大的生产的面积,这样农业就会变得富有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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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说:
针对关系民生的物价问题,我国进行了怎样的宏观调控?中国的GDP维持在什么水平才是健康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副部长隆国强将进一步解读。
隆国强:
全世界物价通货膨胀率超过10%的国家,超过50个国家,所以在全球来看中国的物价指数,或者说我们通货膨胀4.8%,应该来说相对还是比较好的。但是我们去年的消费物价指数主要来源于食品的涨价,对于我们民生的影响太大了,4.8%本身其实放在全世界来看也不是一个很严重的数据,但是由于它太集中了,所以政府要采取得力的措施来控制它。食用油,中国进口了将近三千万吨的大豆,是全世界进口大豆最多的。
今年年初我们又碰到了国内的冰雪灾害、碰到了地震,所以CPI到了八月份的时候已经超过了8%。那么在政府控物价的这种政策下,应该说一方面实行紧缩的政策来控制总需求,另外一方面在供给面我们采取了很多政策,比如说鼓励农民种粮、鼓励农民养猪等等,还实现了很多财政的补贴,迅速地把农产品的供给提高了。
所以说金融海啸也不完全都是坏事,它也有它有利的一面。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说通货膨胀的水平它在逐月地回落,到了前三季度的时候消费物价整体算,前三季度是7%,但是到九月份当月已经回落到了4.6%,即便是PPI也从最高的八月份10.1%,回落到了9月份的9.1%,回落了一个百分点。
那么第四个宏观指标就是国际收支的平衡问题。应该说在过去的几年里面,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中国的贸易顺差是越来越大,顺差大的好处是加速了我们GDP的增长,特别是在国内开始宏观调控的时候,正是借助于外部的需求,让我们中国经济多维持了三年在11%以上的,这种10%到11%的高速增长,这是它好的一面。但是它不好的一面就是说,中国经济的内外失衡的状况越来越严重,这种失衡表现在贸易顺差急剧的扩大,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越来越高。同时它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外汇储备急剧的积累,急剧到今天1.9万亿,1.9万亿的外汇储备就会导致我们的中央银行要给市场上发过多的货币,注入过多的流动性,过多的流动性应该说它是通货膨胀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通货膨胀、内外失衡、经济增长、失业率,这四个指标它本身是相互关联的。宏观经济,其实我们说宏观调控要调什么?它不是说只调单一的指标,说仅仅要维持经济增长,或者说仅仅要把物价压下去,实际上是要在这四大宏观指标之间求得一个平衡,保持比较高的增长率,维持一个良好的就业,物价水平又不要太高,保持在一个经济社会可承受的范围。同时国际收支保持适当的平衡,这是宏观调控它本身的内在要求。
很多研究机构所分析的说,中国潜在的GDP到底是多少?大家有不同的估计,有人说9%,有人说9.5%,有人说是10%,甚至还有人说10.5%。但是在这个10%上下,应该说我们能够达到8%以上、10%以下,这是一个比较能够反映中国潜在GDP的增长速度,是一个比较容易长期稳定维持的一个增长速度。过快了,就会像我们前一轮经济过热的时候,我们会面临很多的困难,但是你回落得太快,它就可能出现很多企业的困难,特别是我们是从11.9%这么一个高速的状况下,很多企业是在高速的状况下预期下做的投资的决策,那么当经济减速的时候,它就会碰到很多的困难。就像我们在高速路上开到140、150,你很习惯,然后你突然一下进入四环路,你要开80的时候,你就觉得速度怎么这么慢,觉得很压抑。但是你反过来说,如果是你从市里面20公里的速度,一下上到四环要开80,你就觉得很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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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幕提示:
稳定市场,适时调整,促进发展,坚定信心促发展。
隆国强:
总体而言,中国经济通货膨胀的压力已经在减缓了,而经济过快回落的压力变得越来越明显。从宏观调控的高度来说,当前最重要的就是要像国务院提出来的叫一保一控,保什么呢?就是保增长,控什么呢?还是控物价。保增长不是说我们还追求继续搞到11.9%的速度,而是说要防止经济增长的速度,过快的回落是要能够取得一个平稳的增长,经济的大起大落其实是要付出很高成本的。为了求得我们经济不要过快的回落,大家可能已经观察到,宏观调控的政策已经发生了很多方向性的改变,比如说去年我们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还在抬高提高利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那从九月份开始我们已经几次下调了利率,下调了存款保证金率,那么在其它的领域,比如说在贸易政策上,甚至在房地产市场上,都采取了很多的措施。那么在九月份的时候,国务院就出台了一个叫十项措施,来确保一保一控政策的实行。这些政策,我们说要想实现我们的宏观政策目标,我们既需要货币政策,也需要财政政策,我们既需要进行需求的管理,这是大家在教科书上看得最多的,所谓宏观调控宏观管理主要是针对总需求的。对中国来说,我觉得还需要在供给方面进行管理。
问:
我是来自中央财经大学的MBA学生。我注意到刚才您在讲解宏观调控政策的时候提到了减税。我们知道美国政府今年有一项举措,美国的财政部给美国(加州的)普通家庭寄去了支票,给他们减税,这样的数字大约是一、两千亿美元,这样的举措对于美国经济的上涨产生了刺激性的利好。我感兴趣的是,我们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家庭能否在某个清晨醒来的时候,也收到政府寄来的大红包?
隆国强:
天上掉馅饼的事大家都想要,但是我觉得减税其实是一种财政性的减少,也是支出吧。这是一个货币的两面。很多人对布什政府对每个家庭平均发钱有很多讨论的。首先人家认为公平不公平?有的人,比尔·盖茨那么有钱,他早上起来还可以收到六百美元。有的人家还要吃政府的食品券领食品呢,才给他六百美元,现在公平吗?中国我觉得还是要从中国的现实情况出发,我们在设计税收政策的时候,希望能尽可能少的钱取得尽可能大的刺激需求,那怎么办?我觉得总体来看,一个要兼顾公平的目标。最简单操作的个人所得税提高起征点,实际上就是让这些低收入的少交税或者不交税了,就增加了他们的收入,它的边际消费实际上更高。
中国经济的成长的基本前景,基本面是没有任何变化的。全世界依然看好,不管是全球性的金融风暴的冲击也好,其实我们并没有直接受到冲击,还是整个经济周期波动在回落的过程,但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是没有任何变化的,全世界的投资者都在看好。经济回落可能会让有些企业感到很难受,但是总体来说,其实给了我们一个另外的机遇,就是我们抓住这个回落的时候,一方面通过加剧竞争,在市场上实行优胜劣汰促进我们结构的升级。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借助各种重要产品价格的回落、供给的增加,通过公共的投资来进一步完善中国的基础设施,来使得中国经济增长在未来发展能够有一个更坚实的基础。
中国我们说GDP现在是全世界第四大,但是我们完全有理由可以看到,在不长的时间我们可以变成世界上第一大经济体。这是由我们的国家增长的潜力和我们这个庞大的人口基数决定的。应该说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依然是十分乐观的。
责编:刘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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