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01：北京市政府参事、垃圾处理专家王维平坦言，北京市在垃圾处理费用上的支出绝大部分确实用在了环卫作业或建设新的垃圾处理设施方面，而按照他设想垃圾管理理念，从源头减少垃圾产生才是垃圾处理的最高境界，但在目前巨大的末端垃圾处理压力下，选择焚烧实属无奈之举。

图片02：德国持久性有机污染物专家罗兰•韦伯告诉记者，当计划建焚烧炉时需要首先考虑，到底有多少废物是要循环利用，而哪些是不需要（可以焚烧）的，“不要重蹈日本的覆辙”是罗兰•韦伯在垃圾处理问题上给中国的一句忠告。

图片03：尽管大部分社区都放置了分类垃圾桶，但环境学者李皓认为，分类垃圾筒只是一种形式，而垃圾最终是否能被分类，关键在于每一类垃圾要与它后面的运输和处理挂钩，这正是目前国内的垃圾分类所缺乏的。

垃圾烧出一级致癌物，
德专家告诫中国不要重蹈日本焚烧污染老路

（主编：孟庆海     记者：高杨     摄像：沈焱、白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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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报道国内城市生活垃圾所面临的困境。面对日渐饱和的垃圾填埋场，很多城市管理者都选择了焚烧这条路。然而，有不少专家和市民，对垃圾焚烧过程中可能产生“二噁英”等有毒物污染深表担心。面对这种两难选择，国家环保总局叫停了北京六里屯垃圾焚烧项目，可是我们无法叫停每天都在增加的垃圾。垃圾处理出路究竟在哪里？

混合垃圾焚烧的危害

矗立在高安屯垃圾填埋场西北方的这座银灰色建筑，就是北京市高安屯垃圾焚烧发电厂。远远望去，最引人注目的还是那座高达80多米的大烟囱。陪同采访的北京市政府参事王维平告诉记者，目前高安屯垃圾发电厂仍处于试运行阶段，因而不能满足我们进厂拍摄的要求。
北京市政府参事、垃圾处理专家王维平：“它试运行以后还要经过工程验收，就按照你当初的设计图纸一项一项验收，还要经过环保验收，环境还要监测等等，现在它的设备、所有的技术参数都在调试。”
采访中记者注意到，与焚烧厂车间相连的这条垃圾运输通道始终都有垃圾车进出，这说明高安屯垃圾焚烧厂此刻正在运行当中。但由于不能进入厂区内部拍摄，记者无法了解到送进焚烧炉的究竟是怎样的垃圾，不过在不远处的垃圾填埋场，记者还是找到了答案。
在高安屯垃圾填埋场记者看到，从密闭的垃圾车上倾倒出来的垃圾可谓“五花八门”，有西瓜皮、菜渣、塑料袋、废纸、金属、玻璃、渣土等等一应俱全。而王维平也向记者证实，送进高安屯垃圾焚烧厂的，同样也是这些原生态的混合垃圾。

　　
王维平：“目前北京市焚烧厂的设计是按照混合垃圾入炉设计的，不是说必须对原料有过多苛刻的要求，不是这样的。”
对于这样的说法，长期关注德国、日本等国家垃圾焚烧问题的著名环境学者李皓提出了质疑。
环境学者李皓：“我们国家现在要上一些垃圾焚烧项目，我不是完全反对，但是这个前提条件是，必须是含高能源物质才能去烧，你不能够不能烧的烧全部混在里边烧，那就出大问题，那个就是产生二噁英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温床。”
李皓告诉记者，垃圾焚烧过程中产生二噁英有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含有氯元素。而垃圾当中的塑料袋、泡沫饭盒等含氯塑料制品和含盐分较多的厨余垃圾，正是产生二噁英的“罪魁祸首”。因此，如果对混合垃圾直接进行焚烧处理，其后果可想而知。
李皓：“垃圾是混着的，这么脏的垃圾烧谁都要反对，我也要反对。”
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在北京市生活垃圾的成分中，厨余垃圾占69.32%、塑料制品占9.78%，纸类、金属、玻璃等其它垃圾占20.9%。在李皓看来，北京市的生活垃圾中有近80%的成分是不能焚烧的。但北京市政府参事王维平却不这么认为，他对高安屯垃圾焚烧厂的技术设备充满了信心。
王维平：“它有比较复杂的烟气净化系统，投资昂贵，那么主要的方法包括一些布袋、冷却、水幕，也包括通过控制炉温，来使得二噁英的排放达到0.1纳克，这0.1纳克的标准是国际上最严格的标准。”
王维平表示，他完全理解周边居民对垃圾焚烧厂的担心，因为此前高安屯垃圾填埋场的确对周边环境造成过一定的影响，也正因为这样，他们对垃圾焚烧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王维平：“它要实时地按照标准来运行，实时地向社会公布，在线监测你的数据，要接受监督的，我们也希望公众来监督，因为这个实时监测的牌子，液晶显示屏，将来时要放在大门口外面的，老百姓可以随时看到，看到以后就举报。”

国外为解决垃圾问题开始了其它探索

从刚才的报道里看到，即使在技术专家中间，主烧派和反烧派的观点也是针锋相对。实际上，垃圾焚烧技术确实走过一段曲折的发展过程。它起源于19世纪末的西欧和美国，但首先大规模采用这项技术的是地少人多的日本，上世纪70年代起，日本在全国极力推广垃圾焚烧，但由于缺乏监管，对二噁英污染认识不足，随后付出了惨痛的环境代价。
日本对垃圾焚烧的依赖程度居全球之首，焚烧厂的数量占全球的70%，全国有60%的城市固体废弃物通过焚烧处理，这导致大气中的二噁英含量严重超标。20世纪90年代，日本大气中测得的二噁英水平竟然是其它工业国家的10倍。
环境学者李皓：“日本有些学者就认为，日本产生一些污染问题，包括一个是危害人的身体，甚至可能还危害一些生物领域一些动物发育，就高度怀疑是二噁英的这些引起的。”
在经历了“垃圾岛事件”、“琦玉县蔬菜二噁英事件”等一系列污染之后，日本政府开始制订更为严格的垃圾焚烧排放规定。1999年7月，日本颁布了《二噁英特别措施法》，大幅提高二噁英的排放标准。严格的排放标准使垃圾焚烧的成本上升，导致大量的垃圾焚烧厂关闭。据日本环境保护部统计，仅1995年至2005年间，就有500座垃圾焚烧厂被迫关闭。
日本国立环境研究所化学环境研究领域长柴田康行：“为了能够达到在环保上的新的要求，我们有一个复杂的方法去消除二恶英从焚烧炉中，所以很多小型的老旧的焚烧炉被销毁了，我们建造了一些新的大的焚烧炉，所以，现在焚烧炉在数量上是减少了。”
近些年来，国际上时不时爆发二噁英污染事件，造成的危害也呈现出上升趋势。1999年比利时的家禽和蛋类中发现了高含量二恶英，还有日本的垃圾岛污染事件等等，这些事件追根溯源绝大部分都是垃圾焚烧厂惹的祸，百密难免一疏，再先进的技术也只能是技术，不可能是保票，为此，西方国家为解决垃圾问题开始了其他的探索。
导致日本垃圾焚烧厂关闭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垃圾减量法规的实施。自2000年起，日本先后颁布实施了《家电回收法》、《食品回收法》和《包装法》等与垃圾减量相关的法律，推行“净菜进城、垃圾计量收费、限制过度包装”等多项措施，以东京为例，到2008年，全市的垃圾年产量降低到了20年前的50%，这导致东京的25座垃圾焚烧厂中有10座因无垃圾可烧被迫关闭，而日本全国的垃圾焚烧厂也由最高峰时期的6000多座减少到了目前的1800座。
美国环境健康基金全球化学安全项目总监约瑟夫•迪冈：“有人形容垃圾焚烧炉好像是一个饥饿的怪兽，需要东西吃，如果你没有足够的废物，那使用垃圾焚烧炉就不经济实惠了，当他们建造了太多的垃圾焚烧炉，后来他们发现他们没东西可烧了，因为通过再循环等其他方式，他们就没足够的废物了。”
德国持久性有机污染物专家罗兰•韦伯：“当你计划建焚烧炉，你需要首先考虑，到底有多少废物是要循环利用，而哪些是你们不需要（可以焚烧）的，我认为你们会作出一个到底需要有多少焚烧炉的决定，但是你们真的需要小心，不要重蹈日本的覆辙。”
“不要重蹈日本的覆辙”是罗兰•韦伯在垃圾处理问题上给中国的一句忠告，然而这也正是环境学者李皓所担心的。根据对北京城市生活垃圾成分的调查，去掉厨余垃圾、塑料、金属、玻璃和可回收纸类以外，真正可用于焚烧的垃圾只有10%左右，而按照北京市的规划，如果到2015年垃圾焚烧比例要达到40%，则意味着焚烧能力可能真的会出现过剩。
环境学者李皓：“我就特别担心你建了这么多垃圾焚烧厂没有这么多废物来焚烧的，我个人认为，到了2015年北京的垃圾量不会那么多，你建上那么多垃圾焚烧厂的话，你没有垃圾怎么办？”

垃圾出路之一——分类减量、综合利用

看得出来，日本等国在垃圾处理上经历的波折，给我们带来了不少启示，破解垃圾处理难题，不单单是个技术问题，更是一项庞大的社会工程。只有减少垃圾的产生，同时对垃圾进行分类，才能避免焚烧垃圾带来的严重污染。这些办法和措施在国内一些城市也曾经试图推行过，但是十多年过去，垃圾产量非但没有降下来，反而还在继续递增，这又是为什么呢？
北京师范大学欧美环境史专业博士生毛达：“所有搞垃圾人其实一直在强调的，就是我们搞垃圾管理他要遵循一个有一个优先次序的原则，就是老生常谈就是reduce（减量）、reuse（再利用）、recycle（再循环），就是应该是首先是在源头减量。”
毛达，北京师范大学欧美环境史专业博士生，2007年曾受邀参与北京市垃圾处理工作的调研。在调研中他发现，北京市每年投在垃圾分类上的专项资金只有2000万元，可是在一个垃圾焚烧厂的投资就超过8个亿。在毛达看来，这是典型的“本末倒置”。
毛达：“你既然是认为前端的减量是重要，循环利用重要的话，你就应该把这个更多的资源放到那里，才能体现出这个原则，而事实上不是这样子，没有太多的投入。”
毛达的这一观点，得到了北京市政府参事王维平的认同。
北京市政府参事、垃圾处理专家王维平：“比如说挪威和瑞典，还有哥本哈根，这些国家他们垃圾的总费用支出，据他们介绍只有三分之一用到末端处理上，收集运输处理上，其中三分之二它是用在管理和垃圾的减量化资源化方面。”
王维平坦言，北京市在垃圾处理费用上的支出，绝大部分确实用在了环卫作业或建设新的垃圾处理设施方面。而按照他的设想垃圾管理理念，从源头减少垃圾产生才是垃圾处理的最高境界。但在目前巨大的末端垃圾处理压力下，选择焚烧实属无奈之举。
王维平：“我觉得垃圾的减量化合资源化，主要不是技术问题，而主要是管理问题，我对这个垃圾的减量化和资源化推进的速度也不满意，因为这是解决垃圾问题的最根本的上策。”
而早在1997年就提出垃圾分类建议并四处奔走的李皓，对今天国内的垃圾分类状况也非常失望。尽管大部分社区都放置了分类垃圾桶，但李皓认为，分类垃圾筒只是一种形式，而垃圾最终是否能被分类，关键在于每一类垃圾要与它后面的运输和处理挂钩，这正是目前国内的垃圾分类所缺乏的。
环境学者李皓：“怪来怪去我还是怪就是环卫部门，因为老百姓说，我开始分类投放了以后，你来一辆车把所有的分类的桶里边东西混着倒，搞得大家现在，老百姓习惯也给毁了，大家没把的当成，没认真做这件事。”
对于李皓的这种指责，曾任北京市政管委高级工程师的王维平也有着自己的看法。
王维平：“这里面就涉及到什么问题呢，（垃圾分类）分属若干个部门，比如说净菜进城由农口管，我们管不了，这个废品回收由发改委负责，限制包装这些都是减少垃圾的措施，限制包装由商务局负责，而我们又负责垃圾分类和末端的处理。”
不过王维平告诉记者，为了继续推动垃圾分类减量，北京市刚刚成了一个名为“首都环境建设管理委员会”的机构，专门协调各个相关部门的工作，以前“各自为政”的局面将彻底被打破。
王维平：“任何一件事都不是一个部门能管的，所以要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最重要的就是加强综合协调力，你不管你是商务局你还是发改委，还是农委，总而言之大家得配合。”
事实上，北京市六里屯的居民在反对垃圾焚烧厂建设的同时，也在思考生活垃圾的出路问题。在环保公益组织自然之友的帮助下，六里屯的居民正在进行垃圾分类的试点活动。
环保志愿者张伯驹：“我们经常会听到一种说法包括居民包括很多的朋友包括官员说，垃圾分类可以做，做完了以后又倒到同一个车里拉走，就是大家总是会觉得这是个最大问题，那么我们希望在这方面有所突破，最后我们达到的是去填埋场的这样一个垃圾量要比之前产生这个混杂的垃圾量要达到明显的减量，我们希望是把链条一步一步来补上。”
而被人们看作垃圾焚烧“反对派”代表人物的环境学专家赵章元，也在全国各地奔走调研，为垃圾处理寻找新的出路。
在陕西省西安市，记者跟随赵章元来到了阎良区的一家垃圾无害化综合处理厂。赵章元告诉记者，垃圾综合利用在国内外目前都还处于探索阶段，最大的难题一是生产过程中易产生恶臭，二是制成的肥料普遍肥效偏低，导致企业生存艰难。半年多来，他已经考察过了十几家从事垃圾综合处理的企业，而在西安市阎良区，赵章元看到了一线希望。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赵章元：“它的有机质部分直接进入到高温，高温加催化剂，再加一些它的专利制剂，这样出来的肥料第一是没有味，臭味是没有，第二他再想办法把这个制剂做成高效的肥料，这是它的优势。”
赵章元告诉记者，目前他在国内寻找垃圾综合处理最优方案的调研工作仍在继续。
赵章元：“我肯定一直在寻找垃圾循环利用的这种综合，综合利用处理方法里面最佳的企业，因为现在我们全球性的垃圾危机谁都发愁，就是到底哪一种处理方法最好，除了填埋焚烧之外。”

半小时观察：世界上本没有垃圾

有句话很多人都听说过，世界上本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资源。但是，这个浅显的道理，在传统的城市管理体制面前却显得苍白无力。虽然，垃圾山是大家共同制造的，可是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各个部门都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最后所有的压力都集中在环卫部门，而面对混杂在一起的堆积如山的垃圾，占地少、处理效率高的焚烧方式，当然对环卫部门来说，具有很强的诱惑。
越堆越高的垃圾山，现在不管烧还是不烧？都是个艰难的选择。从节目中所揭示的层层矛盾，我们不难理解，如果不打破政出多门、条块分割的城市管理体制，不改变各人自扫门前雪的利益格局，建立一套完整统一的垃圾处理综合体系，这个问题可能永远都找不到一个完美的答案。
现在，循环经济、绿色GDP的概念越来越受到追捧，垃圾处理可以说蕴含了巨大的商机，但只有形成了完善的市场机制和产业环境，它才能真正从一个希望变成现实，从而解除垃圾围城的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