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刘莹、李想 摄像:陈艳波、沈焱、景延、毛云李、李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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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有一样东西勾着不少人的心,近3.6亿的彩票,准确地说是3.599亿。
自从10月8日晚上,福彩双色球第2009118期开出3.599亿元超级大奖,卖出中奖彩票的河南安阳一夜之间就成了焦点。现在这个中原小城满城尽在谈彩票,说来说去,大家都谈论同一个话题,那张价值3.599亿元的小纸片到底在谁手上?关于彩票事件引发的话题。
说实话,这个问题咱们也都很挺好奇的。毕竟,88注彩票押在同一个号码上,偏偏就中了头奖,这样的概率真比天上掉馅饼还小。这个被上帝眷顾的幸运儿和大家玩起了躲迷藏,几天来一直没有去兑奖,但安阳当地各种传言却早已经传的满天飞了。我们就跟随记者的镜头去看一看。
一到安阳,记者就能感受到,3.6亿彩票中奖这件事,几乎成了当地街头巷尾最热门的话题,市民说这几天,都能听到安阳市内鞭炮声不断。
彩民:“我光知道放炮,我不知道干啥呢,连着放了三天,早晨起来放炮,我一看中央一台也报道,我才知道。”
记者:“就是连着放了三天爆,你才来看一看。”
彩民:“嗯。”
彩民:“中了3.59亿,这就是安阳轰动全国的双色球,中了3.59亿,中央电视台、河南卫视也报道,中了3,59亿,比甘肃那个高。”
彩民:“光利息都花不完。”
这个投注站,就是中奖者下注的站点,“热烈庆祝我站双色球中出3.599亿元超级巨奖”的横幅挂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前来买彩票的人络绎不绝。
记者:“你是经常来这买彩票吗?”
彩民:“不是,我是听说这中了3.6亿,来沾沾喜气。”
记者:“你是经常来这买彩票吗?”
彩民:“我是外地的,来这沾沾喜气。”
记者:“从哪里来?”
彩民:“郑州。”
记者:“自选还是机选?”
彩民:“机选的。”
记者:“为什么要机选?”
彩民:“因为人家大奖就是机选。”
记者:“这个只有十几平米的投注站,就是3.59亿大奖的诞生地,随着巨奖的揭晓,这里陡然成名,门庭若市,关于大奖的猜测也在这里展开。”
彩民:“现在我觉得国家,机选44倍,感觉就是通着北京。”
记者:“您有这样的疑问是吗?”
彩民:“对。”
记者:“你觉得有猫腻?”
彩民:“对。”
尽管中奖的号码就是投注站业主陈桂霞随机敲出来的,但是她本人也对巨额奖金的诞生,也感到疑惑重重。
投注站老板:“他为什么投了44倍,其实你们有疑问,我也有疑问,我为什么记这么清楚,就是因为这个倍数比较奇怪,他买了4张票,都是44倍,你也是买彩票,你也会,44倍,一般都是20倍打两张,而且在我们的概念里44倍,44就不是个吉祥的数,所以就对这个票,比较印象深刻,对人没什么印象。”
更让陈桂霞和当地彩民感到疑惑的是,安阳市的很多老百姓都为本地能中这样的大奖,在大张旗鼓的庆祝,在他们看来,谁中了这样的头奖,本应该欢天喜地的出来领奖,但是,消息公布后,这位来投注站买彩票的彩民,不但没有现身领奖,反而就此销声匿迹。
记者:“见过那个人吗?”
彩民:“脸瘦点,家就在那边住着。”
记者:“你认识中奖的这位吗?”
彩民:“我见了就认识,但是不能讲,反正有印象,人多不知道,到底是谁,因为现在不能乱猜疑。”
彩民:“具体不敢说,99%就是安钢的。”
记者:“这里是安阳钢铁集团的生活区,投注站的彩民告诉我,中奖者就在这个小区,前面有很多晨练的市民,我过去问问。”
几经走访,记者没能找到这位中奖者,带着种种疑问,联系到了安阳福彩管理站的工作人员。
记者:“这个中奖的人,现在和福彩中心联系过吗?”
安钢居民:“没有,人家兑奖应该在省福彩中心,安阳没有兑奖的权限。”
目前,安阳福彩中心还没有接到该彩民来领奖的消息。更加让人感到疑惑的是,在大奖揭晓之前的两个星期,网上出现了这个神秘的帖子,IP也恰好是河南,10月7号,也就是巨奖诞生的前一天,这位楼主再次顶贴,第二天,大奖出现,这是究竟是巧合还是预谋呢?
安阳市福彩中心电脑彩票科科长钱锋:“巧合,那是巧合,我没见那个帖子,但是我听说了,估计是巧合。”
记者:“你个人对他一下子中了3.59亿有疑问吗?”
钱锋:“没有,我觉得太幸运了。”
记者:“你个人觉得有疑惑吗?”
钱锋:“碰巧,这个是碰巧,没什么猜测。”
记者:“采访中我发现大家的猜测和疑惑越来越多,这个获奖者是谁?为什么没有去兑奖?是不是真的失踪了?网上神秘的帖子和他有没有关系?相关部门又为什么没有披露一些信息打消公众的疑问,这一切都给亿元巨奖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到底是中奖者的隐私权重要还是公众的知情权重要?
3亿多大奖、88注彩票、深藏不露的得主、版本繁多的传言,这几天彩票事件的进展,给我感觉好像在看一部好莱坞式的悬疑大片,大家谁也猜不出大奖得主,谁都望眼欲穿,等待最后揭开谜底。
可是,如果根据今年7月1日刚刚施行的《彩票管理条例》,恐怕大伙都要失望了。因为这个条例规定,彩票发行机构、销售机构等因职务业务便利知道彩票中奖者个人信息的人,应当对中奖者个人信息予以保密。如果泄露的话,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将依法给予处分。
我理解,这个规定是在保障中奖者的隐私权,也保护了他们的安全。俗话讲,有财不外露,中了几百万甚至几个亿的大奖,随之而来的麻烦事也不少,甚至还会带来危险。
但对公众来说,就不是这么简单了。奖池里几个亿的奖金,都是彩民两块钱一注攒出来的钱,这笔巨款是谁拿着的?怎么拿走的?对大伙应该有个交代,用法律术语说,这叫知情权。那么,在3.59亿大奖面前,到底是中奖者的隐私权重要?还是公众的知情权重要呢?我们来听听法律专家张树国的看法,他也是《彩票管理条例》的起草人之一。
记者:“面对彩民们的种种质疑,最简单的办法让大奖得主现身,这无疑是证明真相的有效方式。但是面对这样的争议,福彩中心的回应,屡屡是抛出‘保护大奖得主的隐私权’这个挡箭牌。我手里拿的这份文件,就是今年刚公布的《彩票管理条例》, 我们看到,条例明确规定:‘彩票发行机构、彩票销售机构、彩票代销者以及其他因职务或者业务便利知悉彩票中奖者个人信息的人员,应当对彩票中奖者个人信息予以保密。’这当中提到的隐私权究竟如何判定?隐私权和公众的知情权是不是会构成冲突呢?”
《彩票管理条例》起草人之一张树国:“就彩票中奖信息问题在国务院今年公布的彩票管理条例当中规定已经很明确,它应该不存在什么法律上的争议,那么个人信息从法律层面上看是什么呢?与身份权相关的比如姓名、性别、住址、电话家庭成员等,这叫做个人信息。”
其实长期以来,我国彩票业似乎一直都遵循着这样一个约定俗成的做法。早在2007年,甘肃彩民中奖高达上亿元,当地福彩部门却安排大奖得主秘密兑走了巨奖,对此的解释便是:为了保护大奖得主的隐私权。在当时便引发了一场彩票兑奖中隐私权与知情权孰重孰轻的争论。争论持续到《彩票管理条例》的出台,条例制订者们在反复权衡之下,把政策的天平倾向了前者,这到底出于哪些方面的考虑呢?
张树国:“一个是安全,一个是和谐,把这两个放在了很重要的位置。”
作为《彩票管理条例》起草工作的参与者,张树国告诉记者,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公众行使知情权绝不能以牺牲别人的隐私权为代价。
但在采访中,一些学者对于隐私权的保护却提出不同的观点。
“我觉得这根本不是什么个人隐私的问题,因为个人的隐私一旦涉及到公共的利益,它就必须变成公开的新闻报道。”
中了奖的不想声张,没中奖的偏想知道谁中了奖,这种冲突背后,是隐私权和知情权的博弈。其实在彩票市场上,这样的争论一直就存在,只不过这次3.6亿大奖的出现,更触动了大家敏感的神经。
要说和这个话题关系最密切的还是众多彩民,奖池里的钱是他们掏的,可能中奖的也是他们。那在他们看来,彩票中奖者的身份究竟应该保密还是公开呢?来看看我们调查的结果。
记者:“要是你中了五百万,你愿意让人家知道你的身份吗?”
市民:“肯定不愿意。”
记者:“为什么呢?”
市民:“谁愿意漏富,没有人愿意漏富的,太高调了对吧。”
市民:“这个可能不会让他知道,你想你突然有这么多钱了,肯定找你的人很多,而且不管什么样的人,自己的生命安全也没了是吧。”
市民:“我觉得这无所谓吧,应该是可以的。”
记者:“为什么呢?”
市民:“那个知道的话,就让大家高兴吧,这是挺好的事。”
市民:“我愿意,我绝对愿意。”
市民:“漏富怕什么,亲戚朋友都沾光吧,无所谓的事。”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很多人认为必须要对获奖者的信息保密,是因为获奖本身不应该成为奖金得主的另一种困扰。那么,获奖者本人确实会受到严重的干扰吗?记者联系到了一位曾经的彩票大奖获得者。
这名中年人叫杨光华,2001年到2008年的7年时间,他陆续赢得了4000多万元的彩票奖金。 中大奖之后,他对于媒体采访并不避讳。杨光华认为,他个人中奖之后的心情,完全不是一般人想象的,并没有领来巨额现金之后就要避开所有的公众视线,迅速消失的想法。
记者:“就是中完奖之后,有没有对你的生活带来很大的影响?”
杨光华:“我虽然中那么多次奖,但是对我自己的生活上,我没有由于中奖了,受到其他更多的影响。”
杨光华告诉记者,尽管中奖后,确实也出现过亲戚朋友向他借钱的情况,但是在他看来,这种情况就是在正常人也会遇到。所以中奖本身并不会对他的生活带来困扰。
记者:“难道你现在这么多的财富真的不担心有人瞧上您兜里的那些钱?真的不担心吗?”
杨光华:“我不担心。”
记者:“为什么?”
杨光华:“那么我认为这些事情都是很正常的事情,我们也没有必要说藏藏躲躲的,因为我们国家现在也是法治国家,发展到现在,不是像人们都想象的,你中了奖你有钱了,可能就会遭到什么其他方面的一些打击,这方面的顾虑一般我们也没有。”
争取知情权的另一面是大家担心彩票存在暗箱操作?
看了前面调查的结果,我觉得大家关注知情权并不是想去打听中奖者到底是张三还是李四,而是针对彩票机构的公信力,你这个大奖到底怎么开出来的?让大家知道中奖者是谁才是让人心服口服的第一步。
没错,就像这次3.59亿大奖开出来之后,就有不少人质疑,一般人谁会花176块钱一口气买88张同一个号码的彩票,这个举动本身就有些不合常理。看来只有中奖者现身说法,才能打消人们的疑虑。
我想大伙的质疑还有些别的原因,前些年的宝马彩票案就曾暴露出彩票行业管理的混乱。有了这个前车之鉴,这次看到3.59亿奖金也将被不明不白地拿走,大家心里就更有理由担心了。从根本上说,争取知情权的另一面,还是大家害怕彩票存在暗箱操作。
当大奖遭遇舆论普遍质疑时,人们质疑得其实并非是得奖个人,而是对彩票发行部门的公信力产生了怀疑。公众苦苦追寻的也并非是获奖者的个人信息;而是政府需要向公众公开的必要信息,比如资金收入及去向等。但是当记者打开中国福彩管理中心的官方网站却发现,在这里根本找不到相关信息。公众的知情权和获奖者的隐私权其实并不矛盾,但是为什么我们的知情权却难以得到满足呢?
《彩票管理条例》起草人之一王薛红:“你比如公益金的使用的信息的及时和全面的公布这个方面(在条例中)是有要求的,但是具体怎么去公布,怎么去及时的达成这样一个目标,这个应该是说从条例来说他没有做到这么具体。”
王薛红,北京大学中国公益彩票事业研究所所长,被称为中国彩票研究第一人,也是我国彩票条例立法的重要参与者。她认为,我国《彩票管理条例》的颁布实施,尽管为彩票事业的健康发展夯实了制度基础,但由于还缺乏细则的配套,所以严谨的信息披露制度也就无从谈起。而记者了解到,从2009年起,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开始执行福利彩票销售和筹集公益金的季度信息通报制度。这本是一件好事,但如今三个季度过去了,记者却只在一篇网络报道中,看到只言片语的几句关于一季度信息通报的报道。而与之对比的是我国香港地区的马会,在这里,每年十万元以上的项目都会详细的对外公布。
王薛红:“在信息的完整性上和信息的公开和透明度方面都是还是离我们社会的需求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而除了信息公开机制的严重不完善以外,王薛红还认为,彩票监管的执行能力还远不能满足现实需求。比如,财政部作为全国彩票唯一的监管者,但在《彩票管理条例》里,对财政部的监管职能甚至没有一个单一的章节。
王薛红:“第五条讲到了财政是监督管理部门,但是又同时谈到了民政是作为行政主管部门,那么怎么去理解监督管理和行政主管,都是管理,那怎么去理解,我想这一条就是说,实际上是我们目前还是在这个行业发展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
一些业内人士对此也表示出了担忧,因为真正监管福彩和体彩中心的是财政部综合司下的彩票处,一个处级单位去监管两个司级事业单位,而且监管手段粗放不完善,效果可想而知。而对比我国澳门地区,一个50万人口的城市,却有一个200人规模的博彩局来全面管理博彩产业。
王薛红:“这个问题也是我这些年特别希望达成的,就跟一个梦想一样,我也希望中国有一个专门的机构,类似于这种银间会、证监会我们要成立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机构来监督管理和推动这样一个市场的发展。”
正是由于缺乏这样的监管机构,使得我们的彩票发行机构兼有“运动员”和“裁判员”的双重身份,而如此庞大的一项公共事务,监管一旦跟不上,就好比唐僧身边没有神通广大的徒弟,谁能保证妖魔鬼怪不去吃一嘴呢?因此王薛红认为,为了我国彩票业的长治久安,目前急需一套完善成熟相对独立的监管系统和行业标准予以保证。
王薛红:“因为在条例里头有明确规定,就是要推出标准,那么这些标准其实它包含了好几个方面的,一个是技术方面的一些标准这是一个科学研发的一个过程,另外还有管理程序上的一些标准,因为它是一种安全性能的一种保证,管理上不加强这种程序上的这种规范性的话,一定会出现这种漏洞。”
如何看待个人隐私权和公众知情权的关系?
虽然,现在的彩票制度存在很多让人不敢放心的地方,但彩票机构对于坚持隐私权第一,有条最充分的理由就是保护中奖者的权益。这条看似驳不倒的理由究竟能不能站住脚呢?
我今天登陆了一些国外的彩票网站,有了一些意外的发现。画面上是刚刚在美国的“超级球”官方网站上公布出来的获奖者信息。这是刚刚赢得了20万美元的“超级球”彩票的获奖者。这个彩票机构的官方网站上详细公布了共同赢得这一奖金的居住在明尼苏达州的四位发型师的详细信息和他们的照片。同样公布在英国“超级球”网站上的美国田纳西州的加纳摩西,在09年8月赢得了100万美元的“大游戏”彩票奖金。这是美国加利福利亚洲的安莉丽斯和布莱恩,他们是最新一期美国“百万富翁”彩票2.7亿美元奖金的得主。获得巨额奖金之后,他们的照片同样被公布在了美国“百万富翁”彩票网的网站上。不仅仅美国的彩票机构纷纷展示他们的巨额奖金得主的信息和故事。在欧洲国家同样如此。画面上是英国博尔顿郡的布莱恩和琼卡斯威尔夫妇。2009年6月赢得了高达2500万英镑的“欧洲富豪”彩票巨额奖,他们的个人信息被刊登在英国国家彩票网站上。被高调宣传的中奖者还有很多。我在国外的彩票官方网站上浏览,发现今年的绝大部分中奖者的照片直接就能被找到。画面上的这对夫妇是是英国伦敦德里郡的谢默斯达菲,他在上个月年因为得到了“乐透”彩票的头等奖而赢得了超过450万英镑的奖金。而格雷汉姆和菲奥娜弗雷斯特和其他四位朋友则因为“乐透双色球”得到了278万英镑的大奖。这一对来自英国鲁顿的夫妇,是最近一期大奖的得主。他们的“乐透双色球”,为他们赢得1100万英镑的奖金。更让我感到惊讶的的是,图片上这一壮观的聚会合影竟然是历届英国国家彩票中心奖票中奖者的“百万富豪”聚会。数了一下,照片中向公众展示出来的出来的的奖票中奖者,人数至少在200人以上。
和我们想象的相反,这些中奖者并不介意自己在公众面前集体亮相,相反他们都笑容满面地面对镜头。为什么在讲究个人隐私的英美国家,中奖者们反而乐意公开自己的个人信息,并没有躲闪公众视线?怎么看待个人隐私权和公众知情权的关系?我们也采访了相关机构。
画面上是英国国家彩票委员会的网站,记者看到,与我们国家的彩票官方网站不同,英国国家彩票官方网站的首页上,最显著的内容就是这个彩票的监管体系的介绍和资金详细运行情况的介绍。并不是一家彩票机构这样公开他们的详细信息,事实上,根据英国的法律规定,彩票也必须遵循详细的披露制度对公众公开信息。
英国国家彩票委员会合同监管部总监Marta Phillips:“英国的信息自由法是向公众发布的,因此每位公民都有相应的知情权。”
这位英国国家彩票委员会合同监管部总监Marta Phillips女士表示,不仅信息必须公开,而且一个合格的彩票销售系统要获得合法的资格和执照,对外销售彩票,同时要接受四层防火墙的监管和屏蔽,以避免出现资金的违规和盗用。这四个防火墙是这样设置的:
首先,彩票销售机构只负责各个门店的销售;销售的资金汇拢以后,捐赠给公益事业的资金上交给由政府部门,在委托给专门的慈善机构来负责具体负责捐助;摇奖、中奖以及计算机系统的运营由一家专门的技术公司来承担,与销售机构以及掌握资金的机构是完全分开的。
最后,所有的资金流向是由独立的彩票监管委员会进行监管。监督彩民的各项权益是否获得保障,并监管彩票的各项收入支出报表,以及向外进行公示。
记者注意到,在英国国家彩票网上,发布了众多赢取彩票大奖而一跃成为富豪的人们的详细身份和故事。这样的行为不会涉及损害中奖者的个人隐私权吗?
Marta Phillips:“卡麦洛特公司(CAMELOT)是彩票的运营商,让社会公众知道每个人都有赢得彩票大奖的机会,所有公布的信息可以让公众,确信彩票运行公正可靠,但如果中奖人不愿透露个人信息,他有权利拒绝。”
对于个人隐私权和公众知情权的冲突,飞利浦总监认为,在她看来,这两者的界限非常清晰,英国信息自由法案中清楚规定公民对公共组织或团体的行为和行动有知情权。因此当彩票的财产市属于公众的公共财产时,公众就拥有这一财产的知情权,当它已经归属为个人财产以后,才变为公民的隐私权。因此,在与公众财产相关的所有环节上,公民都享有知情权。
在香港负有盛名的六合彩隶属于香港赛马会,也属于非盈利性机构。在对香港赛马会公司事务执行总监麦建华的采访中,记者了解到香港彩票法明文规定彩民享有隐私权,基于彩民的习惯和六合彩的公信力,他们并不会好奇于中奖者的具体身份。而香港六合彩的公信力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呢?
香港赛马会公司事务执行总监麦建华:“政府的民政局,彩票法负责监管(我们)都会直接公布(在)媒体(上),销售点是我们直接营运的,摇彩是邀请公众人士去现场,在电视上播出,六合彩的奖券资金是由政府直接监管的,它都是公开的可以在政府有关部门网站查到。”
麦建华先生都表示,香港的彩票事业可以建立起如此良好的社会公信力,都是因为他们坚决执行完善的管理和监管制度,以保持住现有的公众信任。在调查中也可以了解到,香港的彩票管理制度要求监管、运行和善款处理层层分离,并且层层设防。
半小时观察:大家拷问的不是这位幸运的彩民本身,而是我们整个彩票制度的透明
在围绕3.59亿大奖的争论中,大家争论的焦点是大奖得主的身份,其实他谁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人是否真实存在?是否是工作人员的亲属?他是否通过正当手段得了这个奖金?是否有内部交易?大家拷问的不是这位幸运的彩民本身,而是我们整个彩票制度的透明。得奖者的个人隐私和公众对彩票发行的知情权并不矛盾。更何况,我们要防止个人隐私权成为阻碍公众行使知情权的挡箭牌。毕竟,我们现在所面对的彩票行业,至今还是无独立监管机构、无防火墙、无信息披露的三无地带,如果失掉了知情权,千万彩民就会失掉最后一道防线。
不知道观众们和你的看法是不是一致,我们再来看看今天网络调查的结果。
本次发布在新浪、搜狐、网易、腾讯等各大网站上的调查结果显示,一共有八千多人参与了今天的调查,26%的网友认为,应该在彩票发行的官方网站上进行信息披露,43.6%的网友认为保护个人隐私更重要,74%的网友认为不应该公布大奖得主的身份,59%的网友认为问题的关键是监管,应该设立独立的彩票监督管理委员会。
责编:刘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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