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媒体的报道，日前湖北公安下达了一份奇怪的“红头文件”，在文件上规定，要对相关的机关单位的公务用烟进行考核和管理。这“公务”用烟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抽烟这样的事如何才能进行所谓的考核管理，为什么像抽烟、喝酒这样的事，总是有人会打着“红头文件”的旗号，在“公务”的名义下来进行呢？央视经济频道主持人陈伟鸿与著名财经评论员张鸿和刘戈共同评论。

翻垃圾，捡烟头，湖北公安严防外地烟，定计划，下指标，公务用烟一年400万，抽烟为何成了“公务”?“公务”用烟又为何写进红头文件？

刘戈：利益驱动催生红头文件。
（《今日观察》评论员）

我提醒大家注意一个数字，就是170块钱，170块钱可以买到湖北本地产的普通版的“黄鹤楼”，也就是说，在这样一个“红头文件”里它想表达的是一定要让公务员，去抽“黄鹤楼”，抽本地的烟。去年年底的时候，公安县成立“卷烟整治办公室”，也下发了文件，文件里面有这样的表述：要求狠抓思想认识，党政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要统一思想认识，从检验干部作风建设，党风廉政建设的高度，严肃抓烟草工作的纪律性，确保政令畅通，上行下效。然后有两个月的时间，他们搞了一个整治活动，这是第一份“红头文件”。整治活动完了以后，估计这个指标还是没有完成，于是就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第二份“红头文件”，我现在怀疑的是，如果第二份“红头文件”不能够得到落实，是不是还会有第三份“红头文件”？
每一项荒谬的行为后面，肯定都要有一个很好的借口，就是为刺激经济，实际上这后面一定是一个巨大的利益驱动。湖北省公安县接近于湖南省，所以当地人有抽湖南烟的习惯。

去年公安县有一个统计，烟草方面的税收有2200万，财政收入三亿五千万，烟草占到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七八，这个比例远远达不到全国的10%左右平均水平，所以他们觉得，在这个上面财政征收的余地还非常大，而公安县本身是一个长江的泄洪区，本地的工业不太发达，农业税取消以后，所以它征税的突破点不太多，所以最后把眼光最后就落到了烟草这个事情。

张鸿：左手“红头文件” 右手直接获利
（《今日观察》评论员）

这次“红头文件”给我们所有普通老百姓带来的最大的一个价值，就是我们终于知道有一个堂而皇之的词叫“公务用烟”，过去我们知道公务吃喝、公务用车、公务出国考察，现在居然用烟也有“公务”用烟，就是公款抽烟，我们原来也很难知道，一个地方公款抽烟到底能抽多少，现在我们可以算出来，起码公安县这一个县，如果是170块钱一条，它一年是400万，其实还有600块钱一条的，那就是近千万，这一个县一共就一百万左右的人口，一年公款抽烟抽掉400万到1000万，这是一个多么大的数字。

他们去年就已经成立了由县领导挂帅的一个领导小组，专门查这个，然后也组织人力、物力，不定期，定期的检查。也费了很多的心思，但是这个心思其实是费错了地方，某种程度上来讲，就是摊派。

创造一个好的市场，是需要有高智商，需要大智慧，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很多地方政府的官员，他们不愿意挑战高智商的事，他们就做那种非常低端的，没有技术含量的事。就是直接下一个“红头文件”，我直接卖某一款东西。整个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上不是着眼于一个长远的，宏观的环境的营造，而是直接伸手进去，左手用权力，然后右手直接获利，这样好像是立竿见影，但是它其实是一个长期的损失。

抽烟、喝酒、招商、售楼，“红头文件”一发再发，地方政府乐此不疲。如何挡住政府的手，如何管住官员的嘴，如何让“红头文件”不再成为脱缰之马？

张鸿：“红头文件”因经济利益被上级默许
（《今日观察》评论员）

“红头文件”的做法短期内在数字上看非常有效，卖一条烟，一条烟的GDP就产生了，我们的标准是，只要它的目的是好的，行使的过程是被我们忽略的，但是事实上，这个过程往往是对市场，对当事人，对整个民众，是造成伤害最大的。那还有一个问题，是不是上级主管部门在默许，公安现在这个“红头文件”难道它的上级，荆州市政府不知道吗？难道在再上一级省政府不知道吗？但是就是为了经济，为了蝇头小利，为了那点数字，为了可以及时看得到的任务的完成，所以就都被默许了，大家都不被追究了，即使追究，我可以肯定，那也是简单的一个道歉，但可能得到的结论或者教训反而是，我们以后不要出这种“红头文件”了。

刘戈：“红头文件”纯属典型行政垄断行为
（《今日观察》评论员）

这个“红头文件”它确实有一种所向披靡的一种能力，如果有了经济这样的目标，这样的借口，我可以把法律，法规，根本不当回事，其实我们国家《反不正当竞争法》，在第7条里面专门有一个名词叫行政垄断，今天我们所讨论的这个行为，是一个典型的行政垄断的行为，行政垄断的行为就是滥用政府的权力干预市场竞争，就是限定他人购买指定的商品，这是一个典型的表现。十多年的时间，我们可以发现，从啤酒到汽车，每一项牵扯到地方利益的产品，到最后都会变成县界之间，市界之间，省界之间，好像有了海关一样，最后阻碍统一市场的形成。

刘素华：“红头文件”是对市场经济的负面干预
（中共中央党校政法部副校长，《今日观察》特约评论员）

以地方红头文件的形式，限制外地的产品流入本地，实际上它是对我们的市场经济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干预。因为现在我们国家的《行政诉讼法》，还没有把这种红头文件，直接作为一个起诉的对象，但是我觉得外地的企业们，如果觉得自己的利益受到这种红头文件的影响，它可以寻求一种司法救济，比如说到法院去起诉。
   
自智立：“红头文件”给地方治理带来一些混乱。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今日观察》特约评论员）

本来香烟是不应该的作为政府接待的一项内容的，应该是废除掉的，但是通过这种政府行为，还在不断地推进，它是在鼓励对烟草进行消费，还在鼓励公务消费，它也使政府接待标准超标，是不是当地的烟草公司和当地的政府之间有一种利益关系，所以它的决策动机，非常值得怀疑。因此这种红头文件本身，不但没有实现公共政策的初衷，相反也给地方的治理，也带来一些混乱。

张鸿：财务需公开才能遏制 “红头文件”滥发
（《今日观察》评论员）

“红头文件”透露出来的常识就是权力的约束，如果权力不约束的话，他一定会有膨胀的欲望。今天我们听到了公务用烟，如果我们不把这个权力有效的遏制的话，接下来就会听到公务看电影、公务卡拉OK、公务洗个头、公务泡个脚，时间长了就会习以为常，就像现在我们已经对公款吃喝习以为常一样，迟早有一天我们也对那些习以为常。

所以我们要管住手，不让他去贪污，我们要管住嘴，不让乱吃乱抽，我们最根本的是要管住欲望，其实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就是我们的财务的公开，我相信公安县它的财政预算和决算，在每年的人大会上，也是举手通过的，那通过的时候，这些举手通过的人大代表，他们知不知道，在这个预算里边，或者是这个财政决算里边，这一年他们县要抽掉400万到1000万的烟，我相信这个如果公开的话，这些人一定不会举手表决，所以财务的公开，权力的约束，是遏制这种“红头文件”滥发的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办法。

刘戈：应有法律对此行为约束
（《今日观察》评论员）

我觉得在法律上来说，也还有可改进之处，比如说《反不正当竞争法》里面，我们是不是可以有专门的机构来约束地方政府这样的行为，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让政府的总是希望用这只看得见的手，去干预，本来是应当让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去掌握的这样一个领域。

（《今日观察》栏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五21：55—22：25；重播23：50－24：20；次日中午1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