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开着私家车在上班的途中，遇到了一位生病的陌生人，希望搭你的车，你会怎么做呢？在上海，就有一些私家车主，因为管了这样所谓的“闲事”而遭到了重罚，因为这位搭车的陌生人是专钓黑车的“鱼钩”，这个受到广泛争议的行政执法方式，暴露出了怎样的行政管理缺陷呢？钓鱼式的执法，究竟钓出了什么问题？央视财经频道主持人陈伟鸿和著名财经评论员霍德明、张鸿共同评论。

让人搭车被当作黑车查处，司机大呼冤枉，自断手指以证清白。到底是乐于助人，还是非法营运？
“钓鱼式执法”践踏了什么？
张鸿：从“开胸验肺”到“断指证清白”  应迅速查明结果公布真相
（《今日观察》评论员）
可能是最近我谍战剧看的比较多，所以孙中界的叙述让我想到了类似《潜伏》、《埋伏》、《暗算》很多谍战剧当中的一些情节。在一个夜黑风高之夜，孙中界开着面包车，路边上突然出现一个小伙子说天太冷了，又没有公交车，你能不能搭我一段，孙就让这个小伙子上了车。因为上海都在讨论说“钓鱼”的这个事，所以开着开着孙中界就问小伙子说，你不会是钓鱼的吧？小伙子没有应声。又开了几分钟，孙中界又问你是“钓鱼”来“钓”我的吗？小伙子还没有回答，就到了终点，一共1.5公里。这个时候已经进入到了埋伏区，旁边突然冲出来很多执法人员，这个小伙子把孙中界的车给停住，并把车钥匙给拔下来。执法人员把孙中界拖到另外一个车上，让他在无证无运营，非法运营出租车的证明字条上签字，他没有同意。
就这样，孙中界的“善”被这样的“恶”给搞得很头疼，他的冤特别大，所以有了后来的激烈行为，就是把自己的手指剁了。这样的激烈行为引起了一个关注，就像“开胸验肺”一样，有了这样一个激烈行为，才引起了地方政府的一个关注。同时，我们也希望真正的真相能够迅速的大白。

霍德明：编个笼子让你钻  “钓鱼式执法”不可取
（《今日观察》 评论员）
孙中界这个小伙子不满19岁，90后的，容易热血沸腾。但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小伙子做事情也真是有一点太难控制了。这个事当然我们可以想到他是年轻人的血气方刚；另外一方面，也是现在社会上有些事情让他有这么激烈的反应。

张鸿：“钓鱼”创收拷问程序公正  执法经济是祸首
（《今日观察》评论员）
“钓鱼式执法”之所以能长时间存在，是因为这里边有利益。产生“钓鱼”和“鱼钩”这样的行为。它最初的时候，其实是让人举报黑车。从上个世纪末的时候开始整治黑车，怎么整治呢？执法部门自己也不知道哪些是黑车，这就需要市民来举报，有一些人就产生了职业举报的想法，因为举报一辆黑车就奖励500块钱。一个人肯定不够，这些人就发展成了一个“钓头”，他再去招一帮人来举报。每个人举报完了，“钓头”多收一点钱。举报一辆黑车，就会给你200块钱或者300块钱这样的，就发展成了职业举报人，形成了一个生态链。
在上海公布的各地区的举报价格还不一样，比如闵行区是300块钱举报一辆车，宝山区是200块钱，南汇区是250块钱，奉贤区是600块钱，而“钓头”就是这个金字塔的金头，一个月能挣一两万块钱，这些人当中很多都是有车有房的，在指挥着这些人去专门举报黑车，去设套来陷害那些好人。到这个时候，我们才发现一开始整治黑车的目的已经变成了让好人钻进一个圈套里。现在的目的已经不再是整治黑车了，而是创收。

霍德明：“钓鱼式执法”：查处取证原则与罚款经济驱使
（《今日观察》 评论员）
“钓鱼式执法”里面的利益链条非常大，时间非常久。第一，上海行政交通执法部门大队在2007年2008年的总结工作报告里，罚黑车，总共收入是5000多万，两年的时间，也就是说这个事至少从2007年开始。当然“钓鱼”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这不敢确定。但两年中间5000多万的罚款，一部车罚一万块钱，一天大约就要罚70多部，时间真的很长了。第二，除去经济利益以外，在上海的交通执法部门里有灵活使用的原则，就是先取证，后查处。什么叫灵活使用呢？就是把先举证这件事情的查处是分开来的。先拿到证据再说，罚了款再说。至于说后面怎么查处，那么我们下面再来做，举证跟查处是要分开来的，这就是它的灵活运用。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另外，这还牵涉到了“钓头”，还牵涉到“钓钩”，这个行为也真是够灵活了。

“钓鱼执法”上钩的是谁？到底是严格执法，还是利益驱动？“钓鱼执法”钩走的到底是什么？
张鸿：“钓鱼式执法”危害道德  伤害法律  涉嫌犯罪
（《今日观察》特约评论员）
“钓鱼执法”首先的危害是道德上的，作家韩寒在博客中写到，本来这些愿意停下车来搭别人的人，这些司机是那些单纯的好人，那你这种“钓鱼”式的执法，它的作用就是在茫茫人海中，找到这样的好人，然后惩罚他，我们知道对好人的惩罚必然带来善行的减少，那就没有人愿意做好事了。韩寒写的这些话我觉得特别好；其次的危害是对法律的伤害，执法有限度，有权限才能执法的，而那些“钓头”也罢，“鱼钩”也罢，他们是没有执法权限的，不能让他们来执法，他们拔钥匙、踩刹车的这种行为，他们其实就是在执法，这是不允许的。
中国法学会的应松年教授也提到，假定黑车是违法的，那我们陷害这个人，说他是黑车，然后罚款。这些人集体地陷害一个人，这个行为是涉嫌犯罪的，这是一个有组织的犯罪行为。
2004年，国务院推出了《全国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明确提出要程序正当。什么是程序正当呢？就是当执法的时候，公安机关一般来说会敬个礼，说你好，然后拿出自己的证件，开始执法，这就是程序的正当，获取的证据才是有效的。

霍德明：“钓鱼式执法”是对政府公信力的最大伤害
（《今日观察》 评论员）
“钓鱼式执法”最大的伤害是政府的公信力，这里面还牵涉到执法以及法院的公信力。
在执法的过程中，你取得的证据是不是合法的，这个在西方的领域法学领域里，已经谈了很多了，比如说你窃听别人的一些，既使是非法的勾当，西方的法院很可能把窃听的证据丢掉，因为它是以不合法的手段取得的，叫毒树毒果理论。在这一个案子里，今天的交通执法单位取得证据的过程，是不是真正的合法，譬如说孙中界是不是真正是以黑车营运为生的，答案是孙中界开的车子，三年里才开了约十万公里，是公司的车子，这肯定就不是以营运为生的。交通执法单位把证据取得以后，他是不是能够在法律上，法庭上面称它是一个合法的证据，我都是很怀疑的。所以在这个事实情况中，我们很显然看到对政府的公信力已经造成很大伤害。

应松年：公权力被加速异化  严重损害社会的道德观念
（中国法学会行政法研究会会长  《今日观察》特约评论员）
公权力被这样运用，我觉得这能不能叫做一般的违法，我认为简直不能容忍，这把国家的法制放到哪里去了，还有这样子的程序的。如果要政府这样子执法，那就严重损害了政府的形象，损害了公民的权利，而且会形成公民将来对政府不信任，甚至于在情绪上会有对立，不仅如此，我觉得这也严重地损害了这个社会的道德观念。实际上我们在行政执法当中，利用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那是不能作为证据来用的。政府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还应该查一查，所有收上来的这些费用，花到哪里去了，干什么花了，这也是很重要的，要把这个漏洞要补上。
    
王红：“钓鱼执法”违背《行政法》  应建立健全完善各项社会制度
（中央党校政法部行政法教研室主任 《今日观察》特邀评论员）
正当的整治黑车是必要的，但是通过所谓的“钓鱼”式的执法，强行巨额处罚，实际上它是违背《行政法》的，我们现在的执法，不能再犯过去执法过程，体制机制当中存在的一些（错误），重结果、轻过程，重实体、轻程序，重效率、轻公正，重手段、轻目的.
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强势管理不是目的，执法便民、利民、为民，这才是真正目的。政府的职能定位，到底是管理还是服务，是堵还是疏，是靠严厉的监管来整治城市的一些脏乱差，还是把重点放在建立健全完善各项社会保障制度。

张鸿：要公开“钓鱼式执法”所攫取的资金
（《今日观察》评论员）
首先，应减少执法机关的利益驱动，比如不能给执法部门指标的压力，就是说今年必须创收，罚款没收多少。这样的指标会让执法部门拼命地去罚人；其次，执法部门自身的驱动力也要减小，比如说罚了多少，能提成多少。这一次闵行区的两年的5000万，能不能公开这些钱到底是去哪了？花在哪里了？如果罚款不是落在自己的口袋，驱动力也会减少；最后，我特别想对那些寒了心的司机说一句话：“我相信大家说我以后遇到需要帮助的人，我再也不停下车，这都是一时的气话。我希望大家在将来，如果遇到一个胃疼的人，遇到一个孕妇，遇到一个老人，他们需要我们帮助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停下车来让他们上车，虽然我们可能会觉得如果是假的怎么办，但我想还有另外一个担心，那就是如果是真的呢？”

霍德明：只有程序正义  才能使“钓鱼式执法”退出舞台
（《今日观察》评论员）
我希望程序正义被当成一件真的事情来处理，程序正义里面包括，取证的过程，取证的手段，是不是合法的。固然在很多时候，取证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如果一定要监听或者窃听的话，最好在法律上先经过国家相关执法机关、司法机关同意你做这件事情。像这次的黑车扫荡，在取证的过程中间，执法机关一定要想到程序正义，不能够光为了经济利益，就认为它什么都可以牺牲了。第二件事情，法院要对程序这一类事情要维持到程序正义，因为行政处罚它不牵涉到司法问题，但当有人对于行政处罚有不同意见时，最后一定会上告法院，所以从这一个层次来说，法院是一个关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