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TV.com消息：（《聚焦三农》栏目报道）1月27日，中央气象台发布了第一个暴风雪红色警报——我国南方大部分省区将再次出现大范围的降雪。职业的敏感让我们首先意识到，这将是一次难得的采访选题。

    当天，我立即将采访计划向节目组制片人屈哲同志汇报，屈哲同志立即指示我和摄像常瑞民，迅速赶往灾区进行采访报道。可没想到，还没出发，我们就感觉到了暴风雪的威力。我们首选的地点是湖南省，可由于冰雪影响，但由于当时前往湖南的航空、铁路、公路已经全部中断。因此，我们决定前往同样受灾严重的湖北省。但让人没有想到的，武汉天河机场同样封闭；而前往湖北的火车和客车也难以通行。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方面联系湖北省气象局和民政厅，及时了解雪灾动态；同时准备好行李，紧紧盯着交通方面的状况——一旦可以出行，立即出发。

    等待、焦急、再等待、无数次的焦急——1月29日，武汉机场暂时开放，我们终于拿到当晚的机票。此时，离春节还有差不多一周的时间。当天正好是中心正在进行迎春联谊会，和同事们互道祝福后，我们急匆匆的赶往灾区。

    当时，由于座位紧张，我和摄像常瑞民不得不分开乘坐两个不同的航班，先后飞往武汉。不曾想飞机延误，等到达武汉安顿下来，已是次日的凌晨4点，来不及休息，并迅速开始查阅相关资料，了解最新情况。夜色中，陪伴我们的只有不断飘落的雪花。

    一大早，我们就赶到了武汉长途汽车站和武昌火车站，对交通运输情况进行采访。黑压压等待的人群、声音嘶哑的工作人员、忙碌的警察、停运的告示牌等等，都在传递着一个信息——回家。

    在火车站，一名河南籍的农民工，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他正带着打工挣来的电视机和电脑，准备回家结婚。他已经拿到车票，由于货物无法托运，他感到有些不满。但听说，取消乘客的货物托运，是车站方面为了更多的加挂客车车厢，运送旅客时，小伙子所有的怨气全部化成了理解的笑容。他告诉我：能够让更多的农民工兄弟回家，他就是扛着重物回家也乐意。

    当天晚上，正是传统的小年夜。等到子夜时分，我们结束采访，才感觉饥肠碌碌——为将更多的时间用在采访上，我们一整天也就是在中午的时候吃过一个盒饭。

    在完成了对交通运输方面的采访后，我们直奔湖北省受灾较为严重的湖北省咸宁市。在咸宁的4天里，我们白天灾区农村采访，晚上接着回传信号，发送素材，保证节目组将灾区干部群众同舟共济、抗击雪灾的新闻及时播发。

    如果说，当时前往灾区采访，是新闻记者职业敏感的冲动，那么，在采访的过程中，我们一次又一次被感动所包围。

    湖北省嘉鱼县是全国第二大的蔬菜生产县，大雪使全县15万亩蔬菜受灾。而此时，湖北武汉、咸宁市的蔬菜价格一路飞涨，老百姓最常食用的大白菜竟然卖到了1.5元1斤。在自身受灾严重的情况下，嘉鱼县连忙组织200吨蔬菜，无偿送给这些城市，保证市场供应、平衡物价。而嘉鱼县，早在1998年的时候，就遭受过特大洪灾，这次，在面对50年不遇的雪灾时，灾区人民再次用实际行动弘扬着休戚与共的传统。

    而这样的行为还不仅仅体现在政府行为中，为了将农民采摘的蔬菜及时运送、销售出去，从而最大限度的减少农民经济损失。当地党委、政府及时组织一批农产品销售经纪人，对外联系市场，销售蔬菜。

    而在当时，由于大雪尚未完全停歇，南方道路阻塞，不少经纪人运送的蔬菜还没有到达目的地，就整车整车的烂掉了，给他们个人造成了不小的损失。但即便如此，这些经纪人没有一个推委，依然按照保护价收购农民的蔬菜，用信用与良知，诠释着人道和商道的共通点。

    针对农业生产在雪灾中，受损严重的情况，湖北省各级农业部门，也纷纷派出技术员，指导农民可以抗灾，部分农技专家、教授也走出办公室，将课堂直接开在白雪皑皑的田间地头。与此同时，当地各级政府还通过政府贴息的办法，帮助受损农民贷款，恢复生产。

    曾凡德是咸安区的一位农民，雪灾使他们家的香菇大棚全部倒塌，损失近6万元。但是，他却主动放弃了政府的补贴，自力更生修复大棚。老曾师傅觉得，当初受损时，乡镇干部第一时间就赶过来核灾，帮他转移菌棒，这已经让他很知足。现在，全国受灾面积这么大，老曾更希望，政府将有限的资金送到受灾更重的地方去。而像老曾这样的农民在当地并不少见。如果说，政府的救助是雪中送炭，那么，老曾他们却让这份关爱又温暖、感动了更多的人。让我一次次为他们动容：多么朴实、坚强、勇敢、善良的中国农民。

    在灾区采访的那些天，还有一份感动——来源于我的同事们。常瑞民是这次配合我采访的摄像，为了拍摄好的镜头，我们一次次踩过齐小腿肚深的雪，穿越冰天雪地的丛林、深山；零下近10度的低温，一工作就是10多个小时。回到房间的时候，鞋子、裤子全是冰凉。

    白天，我是记者、他是摄像；晚上，我写稿件、他传信号；分工明确、井然有序。虽然每天我们都只能保持两个半小时左右的睡眠时间，实在困得不行，但心里一次次对自己说：坚持、坚持、再坚持。就这样，我们及时的往回发送了3条总时长45分钟的新闻深度报道和若干条时讯，圆满完成了节目组交给的报道任务。因为长期身体透支，在结束采访的时候，我和常瑞民见到枕头就像见到了久别的亲人，但躺在床上，却辗转反侧、难以入眠。

    如果将我们前方采访的记者比喻为冲锋的战士，那么，后方的同事则是我们坚强的支援。同事中，有个叫李淑玉的小姑娘，为了接收我们的信号，无论多晚，她都会守在办公室，直到大年三十才乘坐最后一个航班回到甘肃老家。刘翌、阎虹在完成她们在灾区的采访回京后，顾不上休息，帮助我完成后期节目的合成。以至于我有时候和她们打趣——实在对不起，对你们太残忍了。以黄家平为代表的更多同事，经常会与我们通电话，询问采访情况。最后，他们都会不约而同的说上一句：注意安全，保重身体。虽然只是这样简单的一句话，但足以让我们感动许久。

    屈哲同志作为节目组的制片人，更是电话不断。有几次，我们刚想在车上打个盹，就被他的电话吵醒了，对他这样的关怀，实话说，当时真是恨得有点牙疼。而那时，屈哲同志的爱人即将临产，而他的岳母病危。老话说“一个女婿半个儿”，而从他频繁的电话中，有时甚至是深夜的电话，我们知道，他一直坚守在岗位上。这让我们再次感受到——我们不是两个人在战斗。

    在湖北省抗灾最紧张的时期，屈哲同志还指示我们，代表节目组向灾区捐款1000元。因为，我们不应该简单的是灾难的见证者，更应该成为救灾的参与者。

    现在，灾区的采访暂时告一段落，但在灾区的所见所闻，让我感受到一种力量，来源于责任；一种勇气——叫坚强；更有一种崇高——叫同舟共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