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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你好，欢迎收看科技苑。是什么使千年的飞蝗不再疯狂地肆虐农田，是什么让小麦条锈病的肆意传播得到遏制？是什么挽回了每年因病虫灾害损失的千亿斤粮食？这就是深刻影响中国农业60年进程的又一重大科技成果——中国植物保护体系建设。越来越完善的生物灾害监测预警体系和综合防控技术，不仅为我国粮食安全筑就了一道强有力的屏障，同时也把我国生态体系的重构引向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境界。
建国初期，饱受战火洗礼的新中国百废待兴，正当人们全新投入到生产建设中时，一场蝗灾席卷而来。
（采访）中国工程院 院士 郭予元：那朵蝗虫云就像解放牌汽车跑四十分钟一样,这么大的密度。
山东、江苏、安徽、河北、河南、北京、天津……短短几天，蝗虫就遍布了几百万亩的农田，蝗虫所到之处几乎是寸草不剩。
蝗虫情报从各地发往中南海，1951年6月2日，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部署下，一场保粮战斗打响了，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发出了关于治蝗工作的紧急指示，在农业部的统一指挥下，植保专家、技术人员纷纷赶赴蝗区一线，与当地老百姓齐心协力，拉开了治蝗战争的序幕。
（采访）中国工程院 院士 郭予元：把农民叫来以后，编成一个队一个队的，一个队有好几百人，然后就是拿什么呢，就是拿鞋底板，就鞋穿破以后把帮子拿掉，鞋底板留下来。每个人要好多，因为打一阵就打坏了，就别在腰里头，然后组织起队伍，站好然后哨子一吹开始，人就蹲在地上霹雳啪啦，霹雳啪啦就轰那蝗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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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当时的条件有限，所有能用上的方法几乎都用到了。就在这关键时刻，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研制合成了我国的第一代农药‘六六六’粉，我国的治蝗手段也从人工捕杀开始转向以‘六六六粉’杀灭为主的化学防治时代。
（采访）中国工程院 院士 郭予元：就是做成毒饵，就麦麸，麦麸里头掺上666后兑水，那么的拌光拌湿的，然后往地里头撒，一亩地大概撒个三斤左右，撒完以后过个这么一二十分钟，蝗虫一吃就中毒死了。
因为有化学农药的介入，有上下一心的努力，在我们的土地上肆虐了几千年的蝗虫被逐渐打退了，虫口夺粮取得了成功。然而专家们并没因此而有片刻放松，因为他们知道这只是阶段性胜利。
（采访）中国工程院 院士 郭予元：当时有一批蝗虫专家，在这个上头花了很多心血，他们后来就发现光靠这么扑打或者是用药来处理、杀虫这不是个治本的办法，那只是治标。
当年杀死了蝗虫，可第二年只要条件成熟它们还是会卷土重来。那么如何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成了当时植保工作者最紧迫的任务。为了获取第一手资料，他们每天都奔走在田间地头。
（采访）陈万权：我们当时这些老前辈们就是生活到农村，生活到地头搞观测，看它的规律。然后去摸索来控制它的一些措施。
经过长时间的研究监测，终于摸清了蝗虫发生规律，那就是水来蝗退，水退蝗来。通过对比试验发现，蝗虫喜欢在土壤相对坚硬、潮湿的荒滩产卵繁殖，离开了这样的环境它们根本无法生存。于是专家们对照以往的治蝗经验，在农业部召开的五省会议上，确定了新的治蝗战略总方针“改治并举”。
（采访）中国工程院 院士 郭予元：就是植树造林、搞水利，就把原来的黄河滩，还有黄海湾那些个海边上的那些个地都是盐碱地，原来都是不种的，那么现在就都把它想办法都种庄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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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改造滩涂，开荒种地，蝗虫没了孳生环境，治蝗工作终于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原本我国每年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蝗灾，在此后的很多年再没发生过。
（采访）中国工程院 院士 郭予元：这个就是当时治蝗上列为我们国家植保上的十大成就之首，这就是‘改治并举’。
“改治并举”策略的正确实施不仅解决了蝗灾的问题，同时对其它病虫害的防治也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像五十年代曾爆发过几次的小麦条锈病，当时的损失也很惨重，最多一年减产达60亿公斤。
（采访）陈万权：60亿公斤相当于当年的夏季征粮的总和，当时全国小麦总产量只有140多亿公斤，就占小麦总产量的42%。
当时采取的策略就是在培育推广抗病品种，加强苗期防治与大田防治等配套技术。并参照改治并举的方法，从源头上控制条锈病的传播，改造条锈病病变易发区的种植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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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只种小麦的地方，开始通过间作套种一些蚕豆、油菜之类的作物，根据不同生物之间相生相克的特性，依靠它们的多样性来控制病虫害发生，经过十几年长期不懈的努力，植保工作者逐渐摸清了一些重大病虫害的特点和发生规律，除了蝗虫、小麦条锈病，还有效地控制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稻飞虱、麦类黑穗病、马铃薯晚疫病等多种病虫害的危害，为我国粮食的安全生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主持人）建国初期的这段时间里，为了确保粮食生产安全，植保工作的重点就在于如何保障农作物安全生产，当时的指导方针基本就是以消灭病虫为目的，坚持“治早、治小、治了”。在这个过程中，有机磷、有机氯等化学药品，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年龄稍长的人应该还记得，五六十年代，‘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是全世界最流行的口号，当时没有人怀疑它的正确性，那个时候，生态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根本没有，就算我们翻遍所有的报纸书刊也不会找到‘环境保护’这个词。直到1962年，一个叫蕾切尔.卡逊的女作家发出了不同的声音。
（采访）陈万权：当时是轰动很大，轰动全球。
蕾切尔·卡逊是一个海洋学家，1962她出版了《寂静的春天》这本书，里面关于农药危害人类生存环境的记述，令全世界的人惊骇不已，这是第一次有人公开对农药的毒性残留发出质疑，而当时根本没有人相信，都认为这些是危言耸听。然而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人们渐渐发现，‘寂静的春天’中诸多被认为言过其实的说法一一应验了。
（采访）陈万权：比如说对生态环境的污染问题，是吧，病虫害就是昆虫对它产生了抗药性的问题，这个农产品当中残留的问题。
因为当时的农药具有广谱性，在农业害虫被打死的同时，又不可避免地使一些有益的生物受到伤害，并且还会造成环境污染。
（采访）吴孔明：科学家在反思这些问题，究竟化学农药能不能解决病虫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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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意识到使用农药会造成残留问题后，曾经获得诺贝尔奖的六六六粉等高毒农药，在特定时期发挥完它特有的功效后，终于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人们开始考虑如何能把粮食生产和环境保护有机的结合起来。
（采访）吴孔明：联合国粮农组织在70年代中期，把‘综合防治’作为主要对策，在全世界推广应用。
1975年5月农林部在河南新乡召开了全国植物保护工作会议，在有害生物防治策略方面，研究制定了“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植物保护工作方针。明确了从“农业生态系统总体出发，充分利用自然控制因素”的防治原则，改变了单一依赖化学农药的局面。也第一次把‘综合防治’的概念带进了植保行业。
（采访）陈万权：所谓的综合防治就是尽量的采用一些互不矛盾的一些方式和措施，把有害生物的种群密度控制在经济允许的水平以下，它不是说要消灭，它只要不成灾、不成害允许它存在，但是它不要爆发、流行给农作物造成损失。
1978年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植保科技也迎来了它的春天，在这段时期‘综合防治’的理念开始得以全面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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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加强了预测预警体系的建设，物理防治、生物防治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因为它们对环境污染小，病虫害本身对它的抗性又不容易产生，所以这项技术开始应用到农业生产中，取得很好的效果，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人工繁殖赤眼蜂防治玉米螟、棉铃虫等农田害虫的技术。当然这期间，很多病虫害的防治还是靠化学农药。
（采访）陈万权：生防的问题就是慢，不如农药立竿见影，生物防治是缓效的作用。
虽说不再用高毒农药，但是长期使用低毒或是无毒的化学农药还是会有问题。
（采访）吴孔明：80年代，棉铃虫产生抗药性，农药打不死，增量、增浓度，抗药性越来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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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农药的使用量，不仅给农民造成很大的劳动负担，增加了生产成本。更重要地是，棉铃虫并没有因此有所收敛，它们反而更变本加厉地破坏起庄稼。
1992年，一场史无前例的棉铃虫大爆发震惊全国。
（采访）郭予元：1992年造成什么情况呢？在冀、鲁、豫这块，包括山西、陕西都算冀鲁豫吧。这些地方普遍大发生，发生的密度吓人，吓人。它那个棉铃虫多到什么程度呢？它产的卵一般在地里头产上比如说有这么一平方米大概有个这么几百粒就吓死人了，是吧。那次是几万粒，密度大的不得了。
当年累计发生面积达2192万公顷，有些地方原本每亩地的平均产量可以达到150斤，可最后剩下的还不到15斤，据统计1992年有40多万吨的棉花付之东流。
（采访）郭予元：造成多大损失呢？棉花，我们国家那一年的棉花损失三分之一，从那个经济价值讲是一百个亿。
1996年，我国转基因抗虫棉的成功研制，从根本上解决了棉铃虫对棉花的危害。我国也因此成为第二个自主研发、并拥有抗虫转基因技术专利的国家。
（采访）吴孔明：抗虫棉的出现是世界范围内整个病虫害防治技术的一个新的飞跃。从传统防治到植物本身从自身农药成分的表达的自我防卫，这是个质的飞跃，是现代科学技术给病虫害防控的一个新的手段。
转基因抗虫棉是利用转基因技术提高棉花自身的抗虫性和耐病性，来阻止棉铃虫的危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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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吴孔明：将BT基因转到植物体内，相当于农作物自己可以产生有毒东西，只要长出的器官都有有毒的蛋白，昆虫去危害就要吃，吃了就会中毒引起死亡，这是转基因技术杀虫的原理。
转基因技术在棉花的使用，大大缩短了我国与欧美发达国家转基因商品化技术水平的差距，而我国植保科研工作者提出的‘关于抗虫棉对棉铃虫群体有抑制作用’的科学论断，被公认为是目前对抗虫棉理论最有意义的升华。
（采访）吴孔明：从应用的角度，抗虫棉的大面积种植，破坏了棉铃虫在华北地区季节性多寄主转换的食物链，压缩了棉铃虫的生态位，不仅有效控制了棉铃虫对棉花的危害，而且高度抑制了棉铃虫在玉米、大豆、花生、和蔬菜等其他作物田的发生和危害。
在转基因抗虫棉研制成功的基础上，小麦抗赤霉病、马铃薯抗青枯病、小麦抗黄矮病等也相继研制成功，这为我国发展无公害农业，保障农产品安全生产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
通过各种植物保护措施的实施，主要粮食作物的病虫害损失率可以控制在2％－3％，挽回粮食损失占产量的比率也达到11％。
当历史的时钟指向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一个新的难题又摆在了植保工作者的面前，那就是生物入侵。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和国际贸易的飞速发展，生物入侵的问题越来越严重，据统计全球100种最具威胁的外来生物中，我国就有50多种，而在众多入侵生物中，紫茎泽兰最近几年迅速繁殖，已成为目前威胁最大的入侵物种之一。
（采访）陈耕：它反正是太霸道了，长起来简直是疯长，它主要是传播起来也太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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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紫茎泽兰正以每年30-60公里的速度从我国西南地区向北向东迅速蔓延，仅西昌一个地方就已经覆盖了两百多万亩的土地，从森林到水域，从农田到房舍，随处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
（采访）曹坳程：紫金泽兰它的危害它就是对生态的破坏是非常大的，破坏非常大了以后它基本上排挤其他的生物，其他生物基本上失去了生存的空间，特别是矮小的植物。
紫茎泽兰可以改变土壤和生物群落的结构，产生偏利入侵物种的作用。也就是说它可以反客为主，有它存在，其它本土的草本植物根本没法生存。这严重破坏了生物的多样性。
（采访）曹坳程：像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很多领导人都有批示对紫金泽兰。他们都是要求用各种方法是不是，采取各种措施，有效的措施控制紫金泽兰的危害。
为了控制它的继续蔓延，在农业部财政专项的支持下，植保专家们正抓紧对紫茎泽兰的治理，通过实地考察，目前已制定出一整套防治紫茎泽兰的方案，首先就是寻找紫茎泽兰的天敌。通过天敌昆虫用生物的方法抑制紫茎泽兰的疯长。
（采访）曹坳程：这就是泽兰实蝇，是紫茎泽兰的天敌。
另外就是利用环境友好型的除草剂，通过低容量喷雾法杀死紫茎泽兰的生长点，使起慢慢枯萎，目前用这种方法处理的地块，本土生物群已经开始渐渐恢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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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植保专家正在和当地政府合作，利用紫茎泽兰生产草粉饲料，使紫茎泽兰商品化，这样边防治边开发的做法也可以借鉴到其他入侵物种上。通过充分发挥广大老百姓的力量，最终达到全民参与铲除入侵生物的目的。
（采访）陈万权：在2006年农业部在湖北的襄樊召开了全国植物保护工作会议，在那个会上就提出了“公共植保、绿色植保”的理念。
这次植保大会把植保工作上升到全民参与的层面，这再一次提升了植保理念。
（采访）陈万权：那就是希望把这个植物保护工作拉入人与自然和谐社会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来，突出它的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农业的保障和支撑作用。来保障绿色的田园，保障绿色的家园。
（主持人）从六十年前的起步，到接近国际领先水平，从病虫草鼠害的肆虐，到综合防治带来的有效控制，从单一作物、单一病虫害防治到农业生态的全面建设，围绕国家农业的战略需求，植物保护使得我国农业生产从征服自然，走向了和谐健康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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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刘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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