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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2004年至2005年，亚洲打响了对抗禽流感阻击战。我国凭借着自行研制成功的H5N2亚型禽流感灭活疫苗，在短短些疫苗的研发者，在我国的畜牧业一次次经受重大动物疫病考验的时候，他们用50天的时防控间里，控制住了禽流感疫情的蔓延和扩散，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正是出色的疫苗成为遏制疫情的“撒手锏”。而这自己的智慧和汗水构筑起来的坚强保障才显现出来。
1949年之前，战乱中的中国满目疮痍，而频发的动物疫情，无疑是雪上加霜。
可即便是在那个年代，决策者们也已经意识到疫病防控的重大意义。
“……不联合边区现有的一千多旧医和旧式兽医，不帮助他们进步，实际上就是在帮助瘟神。”毛泽东在1944年简短的几句话，清醒的指出了兽医工作对公共卫生，对经济发展的特别意义。
刚刚成立的新中国，百废待兴，兽医工作要从几乎停滞的状态中重新起步。而新中国的第一代兽医队伍选择攻坚的第一道难题就是肆虐了千百年的牛瘟。
（采访）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研究员宁宜宝：那个时候人只知道叫牛疫，他不知道是牛瘟，你不知道什么是病毒，你不知道什么是细菌，那你自然而然也就不知道它是由什么病原引起的，只知道这种病得了以后牛就没法根治了，就会死亡。而且它是一种传播性的，一个地方发了以后其它地方都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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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病毒引发的牛瘟，可以彻底毁掉整个牛群。1918-1941年间，仅青海、甘肃和四川3个省，死于牛瘟的牛就有几百万头。而每隔三五年就爆发一次的频率，更是让老百姓叫苦不迭。
（采访）宁宜宝：主要是考虑到当时我们农业耕作的替代劳动力紧张的一个大的问题。牛大量死亡，对我们的农业耕作也是一个很大的影响。
而对于偏远牧区的少数民族群众而言，牛更是和他们生活的丝丝缕缕紧密相联。
（采访）宁宜宝：所以当时国家首先第一个考虑要把这个牛瘟作为消灭的第一个疾病。
于是，第一代的兽医队伍，他们将工作的全部重心都投入到对牛瘟疫苗的研发中来了。
六十年后的今天，全球很多地区仍然在和牛瘟抗争着。不久前，联合国粮农组织慎重的宣布，到2010年，牛瘟，这个灾难性的牛类传染病，极有可能成为人类历史上继天花之后消除的第二个病害。
2010年，那是不远的明天。但是，早在1956年，中国人就已经大声宣布了对牛瘟的彻底消除。消灭牛瘟的愿望早在50年前，在中国的土地上就已经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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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短短的几年里消灭掉一种顽固的疫病，这在今天看来，都不愧为一个奇迹。
（采访）宁宜宝：当时做这个工作非常不容易，第一个是刚解放，好多工作是千头万绪，包括基础设施。以前的基础都非常薄弱，经费、人员。特别是政府能下那么大的决心那确实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
设备简陋，人才缺乏、第一代研发者的创业之路真正得从零开始。
在短短的三四年时间里，一种安全的牛瘟兔化弱毒疫苗，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诞生了。并且迅速地被应用到现实的防疫工作中。
疫苗的效果立竿见影。
（采访）宁宜宝：如果说没有很好的疫苗，要控制这个疾病，那这种想法就是几乎是不可能的。为什么1953年我们提出这个消灭牛瘟，制出了五年消灭牛瘟的计划，就是因为当时我们有了这个很好的疫苗，有这么一个基础，才敢提出消灭牛瘟的这个计划。
从内蒙古的牧场，到青藏高原的草甸，哪儿有牛，哪儿就有防疫人员的身影。，他们要给成千上万的牛一头不落的做接种。
（采访）宁宜宝：还有怎么把疫苗做出来，/那个时候技术条件都很差的，这个做疫苗就是现场制作，把这个兔子感染上这个病毒，然后把这个兔子杀了以后把它的组织取出来作成疫苗。就用这个疫苗当时在现场就给这个牛免疫注射。这种方法现在来想好象是不科学，
但是那个时候确实是条件没有，没有那方面的条件，/确实你想那个时候的困难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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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年代里，中国人靠团结，靠心气，靠忘我的投入，把很多看起来无法克服的困难都甩在了身后。
（采访）中国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教授甘孟侯：那很难，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其它还有为消灭而做的很多工作。包括领导，包括群众参与应该说，消灭这个病，在中国兽医史上很重要的一个业绩。应该这么说。
牛瘟的消灭是新中国畜牧兽医领域取得的最大成就，它在中国家畜防疫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在消灭牛瘟的这次战役中，疫苗的作用是无法替代的。可以说，没有行之有效的疫苗诞生作为前提，之后的一切努力都将是徒劳的。
（采访）宁宜宝：从病毒病来说，因为它靠抗生素对它几乎治疗没有效果，疫苗是它里面防治病毒病最主要的一个工具。/我们国家天花是怎么消灭的，也是疫苗，它也是病毒病，现在流感也是病毒病。爱滋病现在为什么控制不了？就是因为没有疫苗，所以说那个疫苗在疾病特别是病毒性传染病里面它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细菌性的疾病可以用抗生素来治疗。但是病毒性的疾病，几乎是无药可治的。一旦发病，结局往往就是全军覆没。最行之有效的防控办法就是在动物健康的时候靠接种疫苗来进行预防。
（采访）宁宜宝：因为我们像解放前，兽医工作是很不受重视的。动物死亡的话，是很正常的事儿，你像那个时候有个说法就是说家缠万贯、带毛的不算，那带毛的有时候随时可能就是一场疾病来了，全部就覆灭了，就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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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疫苗做保障，突然爆发的动物疫病自然就成为制约畜牧业发展的拦路虎。
（采访）宁宜宝：你像现在我们的畜牧业已经占据农业的三分之一以上产值，要如果是以前那样的情况，那根本不可能有现在畜牧业发展的这么一个状况。现在的畜牧业发展有这么好的状况，主要一个就是我们有很好的控制手段，疾病控制的手段，这里面最主要的就是靠疫苗。
沈荣显院士，我国著名的兽医专家，老一代动物疫病科研人员中的代表人物，也是牛瘟疫苗研发的亲历者。
而他的另一项突出贡献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马传贫疫苗研究上取得的重大突破。
利用细胞培养技术，沈荣显率先提出用驴的白细胞驯化强毒株的研究思路，终于冲破了慢病毒免疫预防的禁区，率先在国际上研制出了马传染性贫血的白细胞弱毒疫苗。
这项在1983年获得国家发明一等奖的成果，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唯一取得对马的传染性贫血成功控制的国家，在疫苗应用的10年间，为国家挽回的经济损失达到6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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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从20世纪50年代的牛瘟疫苗，到80年代的马传贫疫苗，在近30年的历程中，中国的疫苗研究已经由原来的动物水平提高到细胞水平。这一步从动物级别到细胞级别的深入，标志着中国的科研工作者们已经扎扎实实的迈进了新的研究阶段。当时间迈入21世纪之后，现代生物技术背景下的基因工程疫苗又相继诞生并逐渐成为主流。
（采访）甘孟侯：现在年代，肯定比过去的科技进步，技术先进得多了。手段也多了，设备也多了。新的一些知识，就好比现在，很多分子生物学的。我经常跟大家讲，我肯本赶不上现在的年轻人。我算个半文盲，半科盲。
老一代研究者已经离开疫病研究的第一线。而对抗疫病的大军里，不断补充进新生力量和更先进的技术。
改革开放这三十年来，中国的畜牧业高速发展，产值突破万亿，在农业总产值中的比例超过1/3。它已经发展成为我国农业众多产业中增长速度快、经济效益高、现代化水平高的支柱产业。
在畜牧业的稳固发展背后，我们无法忽视的是那支庞大的兽医保障队伍。
（采访）甘孟侯：三十多年来，我们畜牧业稳步发展，已经成为一个畜产大国，引起世界瞩目。这个原因很多，它是个综合因素，能促进发展。其中疾病的控制是很重要的，它是作为一个手段。而且按照现在的情况，病的控制是关系到畜牧业，养殖业成功或失败的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可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就是我经常说的，一定要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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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宜宝是改革开放后培养起来的一批中青年科研工作者。
作为国家猪瘟实验室的负责人，他对自己的研究领域有着很深的感受
（采访）宁宜宝：你像解放前没有这个疫苗，我们养猪根本就不能算数，虽然你养了，很可能不知道哪一天就感染猪瘟死亡了。有的一个县，一个乡基本就没有猪，这个猪瘟的流行是太厉害、太普遍了。
早在1956年，我国的技术专家就在世界上率先研发成功了猪瘟兔化弱毒疫苗。这个疫苗在早期对猪瘟的控制当中发挥了非常重大的作用。
（采访）宁宜宝：这个疫苗的这个免疫效力非常好，而且特别安全。这是在现在所有疫苗里面猪瘟疫苗它的安全性是最好的。
可是时间过去了几十年，猪瘟并没有像当年的牛瘟那样被彻底制服，研究者们依然在研发新型猪瘟疫苗的道路上探索，这场对抗猪瘟的斗争要艰难和曲折得多。
凭心而论，和老一辈相比，今天的兽医队伍，他们面对着的是更为错综复杂和严峻的疫病形势。
（采访）宁宜宝：：你像最早我们研究出的也是用兔子来做疫苗，就是收集脾脏和淋巴结，用这个疫苗毒感染兔子以后，收集的脾脏和淋巴结来研磨制作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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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开始的疫苗生产完全依赖动物的活体培养。说白了，就是用病毒感染兔子，再用兔子的一部分组织来制造疫苗。而每只兔子制备的疫苗只够免疫注射300头猪。
（采访）宁宜宝：在早期的时候我们猪比较少的时候我们控制起来做苗应该问题还不是太大，有时供应还能保证供应，但是后来随着畜牧业的发展，这个猪的量逐渐加大，我们国家是以吃猪肉为主的国家，猪到处都有。所以这个用组织来作疫苗，一个是工艺上它比较原始，另外就是它的这个量保证不了供应。
设想今天近10亿头的养猪量，如果只依赖用兔子来制备疫苗，简直是杯水车薪。
畜牧业的迅猛发展催生出的是一连串新的问题。疫苗生产首先要跟上飞速增长的禽畜总量，提供大批量的标准安全的疫苗，这需要在生产工艺上有观念性的突破。
直到细胞级别的的研究被引入到疫苗研发领域的时候，一扇大门才被打开了。
（采访）宁宜宝：我这几年在研究的就是用一种传代细胞来制作疫苗。它是一个细胞系，它是通过有一种细胞，体内细胞经过反复多少次传代，最后建成一个细胞系。它能反复在传代，通过人工来传代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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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疫苗，解决的不仅仅是数量的问题。在工艺上，标准化、规模化的疫苗生产也能变成现实。
（采访）宁宜宝：走了几次弯路。就是想到那个兔子的这个脾、淋组织太少嘛，后来就是乳兔，感染乳兔的肌肉做疫苗。后来发现它的毒价太低，还作了牛体反疫苗，结果最后发现牛的体内有这两种病毒，还用羊肾细胞我们也做了，但是毒价不高，后来就用那个猪肾细胞来做，最后猪肾细胞里面污染猪瘟病毒，导致免疫疫苗结果接种强毒死了大量的猪，这也是弯路。
有时候，思路上的跨越往往是在走过很多弯路后的一种升华。
（采访）宁宜宝：我觉得到现在我们用传代细胞，用我现在这个工艺，现在看来才真正在工艺上我们有一个很好的解决。
几十年下来，尽管研究的层面已经发生了质的飞跃，可几代兽医的心愿和初衷始终如一，能够控制甚至是消灭掉一种顽固的疫病，始终是他们努力的方向和奋斗的目标。
（采访）宁宜宝：它的意义在哪里？就像我做猪瘟，为什么我那么投入？因为猪瘟它在我们国家的危害那么大。一天不解决猪瘟的问题，我们的畜牧业一天就会受到损失。所以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这是一种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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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兽医面对的是和几十年前完全不同的情况。全球化的大背景使需要防范的疾病数量急剧增加。当疫病突然袭来的时候，更需要他们快速反应的应急能力。
（采访）宁宜宝：2003年的非典，2004年的禽流感，2005年的那个猪链球菌四川死了30多个人。06年的蓝耳病，还有06年动物的小反刍兽疫。就是我们现在感觉到特别困惑。这些疾病来的那么快，而且这么多，一年一个一年一个。
新发动物疫病的流行，古老动物疫病的复苏，病原体耐药性的增加，超强毒株的出现，对动物及至人类的健康构成了巨大威胁。而全球化趋势、生态系统的破坏使原本局限于某一国家或地区的疾病向全球扩散，动物疫病的传播速度之快，流行范围之广，令人猝不及防。
（采访）宁宜宝：并不是说有了一种疫苗，把这个疫情控制住了，这个病就控制了再不发了，这是两个概念，这个病源只要它没消灭，它随时还有变异的可能，可能在什么时候它发生变异后我们现在这个疫苗对它没有用了。动物的这个疾病斗争应该是人和自然的一种斗争的一个长期的过程。
呈现在兽医工作者面前的是更为紧迫和和复杂的形势，
（采访）甘孟侯：我经常跟他们讲，我看到很多年轻人，我说这个情况，你们这辈子能不能再为我们国家兽医消灭一个病两个病，都保不住了。因为现在情况跟过去比不一样了。现在太复杂了。因为病太多，而且范围太广。
动物疫病防控是一项庞杂的系统工程，对动物疫病的彻底控制必须要经过一个艰难漫长的过程。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于200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这标志着我国动物疫病防控工作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采访）宁宜宝：我就一直想，因为开始来第一件事就是谈到我们解放初期那么短的时间内，我们把牛瘟给消灭了。作为一个兽医科学工作者我们也一直在盼望，在我们工作的年限当中能再看到一种两种病能够被消灭。这是我们最大的愿望。
回首中国畜牧发展这60年，从解放初期的牛瘟、牛肺疫、猪瘟、马传贫，到21世纪的SARS、禽流感、猪蓝耳病，每一次疫情的肆虐直到最后被降服的过程中，都能够看到中国兽医队伍不倦的身影。
我国畜牧业目前正处于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关键期，也是畜牧产业发展快速提升的机遇期。没有强大的支撑体系，就没有畜牧业的健康发展。而动物防疫体系无疑是这个支撑体系中最为重要的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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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刘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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