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帮是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商帮是一个历史的范畴。离开了特定的历史机遇、历史条件，任何商帮都不可能生息繁衍，就像春季的植物不可能在冬天发芽一样。同时，商帮又是一个具有浓厚地域特色的产物。特定的地理条件、区位优势、地域文化无不影响着、决定着、制约着商帮的兴衰演变，就像特定的土壤才能长出特定的植物一样。

    伴随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现代中国有两股驰骋纵横的力量格外引人注目————一个是粤商，一个是浙商。如果说前20年因为占尽“天时地利”，粤商成为最具江湖感召力的商帮，那么在此后可能相当长的时间里，就是草根出身的浙江商帮奏响历史的最强音。

    当粤商凭借天时地利率先致富时，浙商却在经历着创业的艰苦修炼

    当天时地利发生突变之时，浙商如喜得甘霖的沙漠玫瑰绽放出无穷魅力

    从1978年到1993年，即从改革开放到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前的整整16年，是粤商最为辉煌的时期，是那个时代的对外开放成就了粤商。

    那时广东人赚钱与内地人相比简直太容易了，似乎遍地都是黄金。整个80年代，广东的抽油烟机、洗衣机、冰箱、录音机、电视机、饮料、电子表、遮阳伞、弹簧秤、尼龙袜、柔姿纱、T恤衫风靡中华大地，“其面似猴，其身如鸟”的广东人咬着一口半生不熟的普通话昂首挺胸游走于全国各地的大街小巷。那时全国人民对老广是又爱又恨，既羡慕又排斥。还记得那时即便是像中央电视台这样严肃的主流媒体，在小品、相声中讽刺暴发户、奸商之时，其主角往往操的都是带广东味的普通话，还有的称广东白话为“鸟语”。广东的迅速崛起，吸引了多少热血青年、志士仁人，抛弃工作、档案，告别妻子儿女，跑到珠三角，以至于一时间大地南倾、孔雀南飞。

    而此时的长三角还完全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中，没有广东的天时和地利，没有可以直通欧美国家的香港老表，没有什么优惠政策，也少有什么外商投资。那时的浙江人，这些农家子弟，这些草根阶层，这些行走在街头没有人会多看一眼的外省人，在寂寞、孤独中，奔走于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甚至天山脚下。男人弹棉花、做家具、修房子、下苦力；女人则擦鞋、修鞋、补鞋。那时的浙江商人，连江西、广西、云南、贵州、甘肃等地的人都可怜他们。这些老少边穷地区的人们还沉浸在“三亩薄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时候，浙江商人则正在经历地狱之火的磨炼，“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吃尽千辛万苦”。

    其实整个中国27年来的发展历程，就是粤商与浙商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进化的历程。

    粤商与浙商，在本质上是相通的———

    处心积虑、绞尽脑汁地完成原始积累；但因各自的天时与地利不同，他们由蝌蚪变青蛙的进化方式又完全不同。粤商的财富积累犹如阿里巴巴，一不小心打开了强盗藏宝的山洞，钱来得太容易，容易养成一种暴发户心态。而浙商“创业艰难百战多”，财富积累犹如针尖挑土，聚沙成塔，就像唐僧取经一样，历经了九九八十一难。这种炼狱般的进化，让浙商培育出坚忍不拔、刻苦勤奋、虽九死而未悔的执著精神。只要云开雾散、天时更新、地利变化，这种在苦难中磨炼而出的精神就会释放出空前的创造力。

    所以当市场经济的春潮呼啸而来席卷神州之时，面对天地大变、狂飙突起，各个阶层重新大洗牌的格局，那些长期小瞧浙江小木匠、棉花匠、泥瓦匠、补鞋匠的“圈养动物”们茫然不知所措，而“野生动物”浙江商人却如龙腾大海、虎啸山林。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充斥广东媒体的是诸如“广东的崛起”，“大潮涌珠江”，“小广东长高了”等新闻。那时珠江东岸包括深圳、东莞及增城、惠州的一部分，利用“两头在外”的经济模式，不仅因此形成一条充满活力的工业走廊，而且还探索出一套“前店后厂”的模式，促成珠三角与香港之间唇齿相依、良性互动的经济关系。

    与此同时，日后做大的浙商在做什么呢？以温州、台州为代表，那时正处于从“盲流”到“绅士”转型的早期阶段。它们也做实业，但因为没有广东那样的天时和地利，只能从做假冒伪劣产品开始其从流通到实业的转变。

    其实在90年代后期，浙商已经开始显示出它厚积薄发的强劲力量，比如义乌的小商品城、绍兴的轻纺工业城等，起步的思路和气度非同寻常。进入21世纪，粤商日渐式微，浙商开始异军突起。

    商帮的轮回

    人类社会中，任何事物的生存、发展都离不了天时、地利、人和。纵观古今商帮的兴衰轨迹，我发现，不是过去人们常说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而是倒过来，人和不如地利，地利不如天时。粤商与浙商的发展演变证明了这一点，明清之际的晋商与徽商的兴衰轨迹同样证明了这一点。

    明清之际，随着农产品与牧产品的相对充裕，两类产品的交换便成为历史的必然，这就为晋商的兴起提供了最重要的机缘。山西所处的独特的地理区位则为晋商的崛起构成了最重要的地利因素。站在整个中国的角度打量山西，正好位于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的交界处，北邻蒙古草原，南接中原腹地。草原上的牧民需要农民种的茶、纺的布，中原的农民种地也少不了牧民放的牛、养的马。在这两大需求之间，晋商便自然而然成为交易的纽带和桥梁，加入这个商贸活动的商人越来越多，其辐射和聚合半径就迅速扩大。原本只有地方意义的晋商，能量迅速放大，成为一支商业劲旅。

    在晋商崛起的地利因素中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恶劣的自然条件。一方水土，不足以养活一方人时，山西人就只能“走西口”。有人从这里走出去走成富商大贾，而更多人却由此走上了不归之路。农耕文化不利之地的山西，却成了晋商崛起的有利之地。

    徽商的形成也大致如此。其原始启动主要靠经营茶叶，随着与官府结合，逐渐转向食盐等垄断产品的经营；与晋商的不同之处是，徽商的市场主要在内陆腹地，运输依凭的主要工具是舟楫。

    作为独立运作体系的商帮，在中国漫长的封建帝制时代是不存在的，商帮的命运与其说掌握在上帝手里，不如说掌握在强势的皇帝及官僚阶层的手中。所以官商结合成为历史的选择，晋商与徽商也难以逃脱这一铁律。

    当晋商和徽商赖以生存的天时、地利随着封建帝制的崩溃和火车、轮船开通而丧失时，衰落成为历史定局。

    所以，当浙商们今天豪情满怀在谈论浙商的崛起时，当全中国都在为浙商大唱赞歌时，浙商们一定不要忘记：如果没有天时地利之变，没有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的整体崛起，没有整个中国全方位、宽领域的开放，浙商们纵有三头六臂，也只能像沙漠玫瑰一样在寂寞中静静等待。

    同理，如果谁以为粤商从此就会走向势微、走向衰落，那就大错特错了。拥有悠久的商业传统、深厚的商业文化，并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千锤百炼的粤商，不仅积累了极为雄厚的有形资产，也积累了极为丰富的无形资产。随着泛珠三角的区域大整合，随着东盟经济的一体化，当今世界一个最具活力的经济板块必将在南中国大地崛起，而与之一道崛起的必将是一个强大的南粤商帮。

    历史上的商帮无论多么强大，然而由于天时、地利等不可抗拒的因素，最终往往都灰飞烟灭。那么现代商邦能否找到一条永恒之途？

    回答是肯定的，理由有二：一是历史给现代商帮的特殊机遇———这就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时代环境；二是现代意义的商帮与传统意义的商帮有根本的区别，传统的商帮必须依附于封建经济，跟皇权、跟官府勾结，因而他们的命运只能掌握在别人手里；现代意义的商帮已经成为社会的主流阶层，他们往往能够决定一个区域经济的高速发展，他们已经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当然，也就能够独立自主地掌握自己的命运。

    对商帮，我们大可“风物长宜放眼量”，不要抱着太强的区域或地方心态。商人也好，企业家也罢，其本质是流动的，就像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什么地方利于财富积累，什么地方利于企业发展壮大，它就会流向那里，这也是资本的意志。这种意志是任何力量都无法抗拒的。

    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王志纲 傅白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