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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02月23日 08:44 节目文稿 我要评论
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国,在新时代的路标下壮志满怀。这一年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经济特区,探索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之路;这一年所有的中国人,都在思考国家富强之路。当时任天津重型机械厂的车间主任蒋子龙,住院期间,在当年第7期的《人民文学》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乔厂长上任记》小说,立即引起了轰动。
作家蒋子龙说:“读者来信隔一段时间一来吧,差不多每天几百封,最多的时候一千封,一个大纸箱子。”
小说的主人翁乔光朴厂长,一个坚定的企业改革家。上任伊始的演讲表达着国人急迫的心情:时间和数字,是两道鞭子,悬在我们的背上。要在世纪末实现现代化,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中国的时间并不富裕。人们期盼有更多懂企业管理的厂长,他们毫不吝啬地将全部的激情,倾泻在一个虚构的人物身上。回忆往事,蒋子龙讲起了这样一个故事。
作家蒋子龙说:“有一个很大的企业,石化一类的企业,它那个厂新调来一个党委书记,进厂门的时候传达室拦住他,说有你的一个包裹,实际上就是‘人民文学’的79年的第七期的,就给他翻开了,夹好了就请新上任的书记兼厂长,那时还不叫总经理,先看这本书,然后他就按照这个书来整顿他的企业。”
改革初期的人们盼望能有更多的乔厂长把企业搞好。当时任国家经委主任的袁宝华,如今已是90岁高龄的老人。对于乔厂长那个年代的企业状况,他历历在目。
原国家经委主任袁宝华说:“这个事情应该说要从1975年说起。1975年文化大革命后期邓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专门给我讲了一次,在一次国务院的会议上,他讲说企业管理是一件大事情,一定要认真搞好,这我印象非常深刻1977年开始我们用了八年的时间,从学大庆入手,来整顿企业。整顿中间,我们很大一个感受就是,我们这个企业领导人素质比较低。不懂管理,更不懂管理的理论。”
1979年元旦,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不久时任副总理的邓小平同志出访美国,与美国政府达成一个协议,协助中国培养管理人员。培训地点选在当时的大连工学院内,主要培训企业领导和大学教师。
原国家经委主任袁宝华说:“当时还不叫MBA,它就叫管理中心,管理培训中心。”
中国企业管理科学基金会副会长潘承烈说:“当时在大连的美国老师就问国家经委,就是我怎么能够把中国人教的,中国人能够按照这个中国的办法来管理这个企业,国家经委回答说,你在哈佛大学怎么讲,你在斯坦佛大学怎么讲,你在大连也怎么讲。”
1984年,美国总统里根访华,再次决定协助中国培养一批高级管理人才。在大连培训中心,40名来自不同行业的大学毕业生,有幸成为中国第一批接受MBA教育的年轻人。当时还在钢铁研究总院做技术员的藏族小伙子才让,就是其中的一员。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才让说:“我们看到的是由国家经委、国家教委、国家科委,还有人事部这四个大国徽章的,招这么一批学员,全国728个考生招了40个人,所以竞争淘汰还是挺高的。”
9月份,才让收到录取通知书,没来得及在家过国庆节,就赶往大连报到。经过近半年的语言和管理知识强化培训,39名学员通过GMAT考试,进入由美国人全程管理的MBA学业。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才让说:“我们的学生编号啊,什么照片资料啊统统都入在他的那个档案里边,就算他的学生。由美国老师来全套的负责。当然他的教学,包括他的考核,还有学籍管理,那完全是按照美国人的方式,这个时候真正感到压力了,非常的辛苦。每晚上规定200页、300页的阅读,你哪里拉了,你可能就考试你就得不了高分,而且大试、小试课堂统统都给你加在一起,让你无时无刻不感觉这种压力,哪块松懈了都不行。我们每个学期考完试,楼道里有高声大叫的,有摔酒瓶子的,有狂笑不止的,这样发泄,压抑得厉害。”
1986年夏天,他们赴美国完成最后一学期的实习。39人的培训经费,几乎用掉国家经委全年出国费用的一半。去美国实习的往返机票就是2万多元,而当时才让每月的工资才55元。每一个学员都体会到期望背后沉甸甸的压力。
1984年,中国与欧共体合作的管理培训中心,在北京紫竹桥的中国企业协会的院落中,也开始了课程。当时刚从国外回来不久的经济学家吴敬连,也应邀为学员讲课,从此与中欧中心结下不解之缘。他那著名的木桶理论,也是从这里传播出去。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说:“我发现我们的学员他有个特点,当时的学员基本上是一些在职的,岁数都比较大,完全没有经济学理论的基础。我想了很久,怎么来说这个资源配置原理,我就想出一个形象的一个说法,我是说这个经济,经济各个部门就好像一个南方木桶,是一块块板拼起来的,你有经验的木匠你一定知道,要每一块板是一样的,是呈比例的,因为木桶盛水的能力不决定于最长的板,也不决定于平均的长度,是决定于最短的一块板,所以如果你把它弄的七长八短,各个部门,就大量地浪费资源了。”
变革的年代,新思潮、新名词、新时装、像滚滚而来的港台歌曲一样,很快就在神州大地流行开来。年轻人最爱用“都80年代”了,来对保守和落伍表示不屑。企业改革是80年代使用频率最高的字眼。然而,知道MBA的人却寥寥无几,即使是消息流通的记者们。1987年9月,《中国青年报》社,收到一封读者来信,这是他们第一次接触MBA这个词。
《中国青年报》 高级编辑陆小娅说:“信上就告诉我们,说他们是中国第一批工商管理硕士,当时是怎么一个背景,国家当时怎么重视,然后他说他自己在学员当中做了一个小小的调查,大概回国的38个MBA里,起码是三分之二或者更高的比例,回国以后感到不能够把自己所学的知识发挥出来,应该说MBA到底是什么,当时我们也不知道,也就从他的信里我们知道,还有这么一个专业,然后查查英文字典是怎么回事。”
写信的就是从美国留学归来的才让,虽然他回到钢铁研究总院后不久,就受到重视,由科研部门调到政策研究室,负责起草单位改革的方案,但同学们回到原单位后,有下车间、有做翻译的,所学知识几乎毫无用途,因为是公费出国,原单位还不同意调离。他想为大家讨个说法。中国青年报派出一位记者找到了他。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才让说:“就在我们这个大院里边,花园里边在长凳上跟他讲的这个情况,他引起重视了。后来晚上,我带他到我们化工部规划院一个同志家,16楼,没有电梯,爬上去的,大概四五个同学,在北京四五个同学来了以后,拿这么小一个煤油炉,煮了一点汤饭,大家在那一边吃一边跟他聊天,他基本上知道这个情况,证明我所描述的事实,讲述的这段故事后边的新闻价值。”
《中国青年报》高级编辑陆小娅说:“可是付出了这么高的成本以后,为什么回国以后他们觉得无用武之地?这样一个专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专业?那么是什么东西制约着他们不能够去发挥他们的这种作用?所以后来我们报社领导下一个很大的决心,就说我们派六个记者,做一次覆盖式的采访,所谓覆盖式的采访就是要,争取把这38个人全部采访到。”
六名记者分头出发,行程数万里,38人,一个都不能少。最后他们汇集大连,汇总各自的素材就用了2天时间。几经商榷,《命运备忘录》刊登在1987年12月2日的《中国青年报》上,对人才浪费的现象深表堪忧。
《中国青年报》高级编辑陆小娅说:“报道发出来第二天,我记得应该是第二天,因为当时这个项目是国家经委主持的, 那么国家经委就打电话来,说想请我们过去开一个座谈会。我记得座谈会是当时国家经委的袁宝华主任主持的,他说报纸是他的孩子给他看的,而且当时李鹏是代总理,说李鹏同志看到报道以后呢很关注。而且还有一个反响也是我们意料不到的,就是报道发出来以后我们收到好多电报,这些电报是什么呢?是要人的,要这批MBA的。”
一边是热烈欢迎,一边却是学无所用。究竟该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当时主抓这件事的袁宝华找到了才让和他的同学们。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才让说:“我们只要一条要无条件释放。行,就无条件释放,让我们自由流动,那时候自由流动不像现在,现在我们可以双向选择说走就走。那时候绝对不可以走的,户口卡在那,工作卡在那,还有党、团关系卡在那,走是根本走不了的。后来袁宝华听明白了,回来以后也是四个大国徽章,教委、国家教委、科委、人事部还有经委,四个大国徽章下来,就是对这批人国家花了大量的时间,如果能用就用,不能用就允许他们流动。”
下期节目预告:层层审批四处化缘,MBA走入中国到底有多难?1欢迎明天22:05分继续关注《中国财经报道》特别报道——《中国MBA揭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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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刘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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