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张冬：有人说他们是思想大师，有人说他们是经济巨人。他们貌似平凡，但却能够影响全球经济，改变人类生活，他们是谁？谁能有这么大的威力？没错，他们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这两天共有7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齐聚我国，并在人民大会堂发表演讲，那么，是什么样的成就让他们如此受人注目，又是什么样的成就让他们登上了诺贝尔的领奖台呢？

    1901年诺贝尔奖最初设立的时候并不包括经济学奖，诺贝尔经济学奖真正诞生已经是60多年以后的事儿了。1968年，瑞典中央银行为纪念诺贝尔设立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以表彰那些因提出全新的经济理论而影响全球经济发展的人。其评选过程、颁发形式和其他5项诺贝尔奖一样，奖金也是1000万瑞典克朗，约合107万美元。这次来中国的诺奖大师中，就有我们熟悉的一些身影：

    罗伯特·蒙代尔：1999年诺奖得主。一头漂亮的银发，一双亮亮的蓝眼睛，蒙代尔可谓是魅力十足。欧元在整个欧洲的统一流通，正是源于这位经济学家的大胆构想。早在60年代，蒙代尔就富有远见地预言，在一个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中，汇率变动和资本高度流动对经济政策会产生极大影响。他以一篇论及“最适当货币区”的文章奠定了欧元理论，最终促成欧元问世，因此被尊为“欧元之父”。这位“欧元之父”非常喜欢中国，更关注中国的改革。关于目前热炒的人民币汇率改革问题，蒙代尔曾多次强调：“中国的人民币不应该升值”并详细地阐述了人民币升值将对中国造成的12大危害。他说：“中国需要的是继续增长，而浮动或升值会导致增长的大门关闭。中国应该坚持自己的路线，按照加入世贸组织时的承诺开放资本市场，最终中国会取得成功。”

    约翰·纳什：1994年诺奖得主。大多数中国人认识这位大师，是通过一部电影——《美丽心灵》。电影中的主人公是一位伟大的数学家，然而，正当他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却得了严重的精神分裂症。多亏妻子的爱心呵护和众多朋友无私的帮助，才渐渐康复，并最终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位数学家的原形，就是约翰·纳什。在很多人眼中，纳什是个天才，他在普林斯顿读博士的时候，就以一篇关于“非合作博弈”的论文奠定了他博弈论大师的地位，那一年纳什才20出头。纳什说，几十年来他其实只做了两件事情：一是研究讨价还价的问题；二是关注经济问题并从数学的角度加以分析。关于中国，纳什说：“中国增长要与世界平衡，“可持续发展”对中国许多人来讲是一个非常时尚的词汇，但最重要的是你怎样才能从竞争中获得一些东西，能够使自己的成本在最小的状态下得到更多回报。”

    詹姆斯·莫里斯：1996年诺奖得主。莫里斯33岁时就成了牛津当时最年轻的经济学教授。莫里斯的贡献主要在信息经济学理论领域，他提出的“不对称信息条件下的经济激励理论”已经成为现代经济学的重要基石。詹姆斯·莫里斯曾经为我国政府担任顾问，他对中国经济发展提出了这样的建议：“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长率继续保持下去，我想还是有很多阻碍因素的，比如存款率的问题，资产出口和资产进口的问题，资产的贸易平衡问题，这些都十分重要。”

    克莱夫·格兰杰：2003年诺奖得主。作为全球最重要的计量经济学家之一，有人曾这样形容格兰杰：“无数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奋斗一生，也只是为了能远远看到他的背影”。格兰杰利用数学模型分析时间序列方面的实证研究，给全世界打开了一扇窥探经济运行规律，特别是金融市场运行规律的大门。正因如此，我们才可以对股市和汇市浩如烟海的数据，更好地进行分析和预测。

    爱德华·普雷斯科特：又是一位美国经济学家。由于重新诠释了“经济政策的相容性和经济周期背后的驱动力”，他成为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中涌现出的一匹黑马。之所以称他是“黑马”，是因为普雷斯科特获奖的研究文章是他30多年前发表的，63岁还能拿奖，连他自己也没料到。这次来中国前，普雷斯科特透露说，他正在研究中国的经济史。

    罗伯特·福格尔：1993年诺奖得主。主攻人口经济学的他，创造性地提出了“用量化和反向思维的方法对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进行研究”。他在论述美国铁路建设的必要性时，先假设世界上从来就没有铁路，只坚持发展公路，海运等其他运输方法，经过大量计算，他得出了一个惊人结论：即使没有铁路，美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也不会受到影响。福格尔曾多次来中国访问，在北大的一次演讲中，他曾经对GDP的作用提出质疑，他说：单纯用GDP来衡量服务是不够的。所以，我们要进行革新。

    弗农·史密斯：2002年诺奖得主。他通过在可控实验环境下对经济现象和经济行为的分析，检验并完善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为政策制定提供依据。作为实验经济学领域最重要的奠基者之一，有人说弗农·史密斯是走近现实的经济学家：尽管他同样用了实验方法，但他并没有脱离现实。

    刚才我们在介绍这些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的时候，不知道您注意到一个细节没有，这些得主很多都是来自于美国大学的，所以有人就开玩笑这美国大学真是人才济济，今天我们中国财经报道的演播室也可以说是人才济济，我们请来两位特邀嘉宾，给大家介绍一下，一位是来自中国工商时报的副总编辑水皮先生，您好，还有一位是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院长陈雨露教授，首先欢迎二位光临我们今天中国财经报道的演播室，诺奖群英是第一次集体来到中国，传达了一个什么样的信号？

    水皮：我强大的感受，以前诺奖得主单个来中国是一个比较常有的事情，这么大的规模过来，用范伟的话来说是组团‘忽悠’，真是第一次做一个规模比较大的组团‘忽悠’，那么联想到前面刚刚做的财富论坛，至少我们一个结论是肯定的，就是中国越来越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你看诺贝尔奖获得者，包括潜在的，对于中国经济学的研究以后搞不好将成为一个前沿的课题，或者是难度比较大的或者值得攻克的话题，就是中国经济这么巨大的一个发展中国家，如何保持持续的高速增长，今后会成为世界经济学比较有意义的一个研究课题。

    陈雨露：中国的经济经过27年的发展，现在最有可能成为一个成功范例的发展中国家，这里面他们有一个浓厚的兴趣，就想来考察，来发现 来总结，那么中国在改革开放当中在理论上有什么样的东西可以研究。

    主持人张冬：这一次他们就中国进行一些主题演讲，我们看看这几位学者演讲的题目是什么。“主张世界货币的理由”，还有“理想货币与渐进理想货币”，还有一个“经济素养、央行沟通交流与宏观经济稳定”，我们会发现刚才那三个全是跟货币有关。

    水皮：这里提到一个人民币该不该升值的问题，或者今后一段时间能够升多少的问题，这也是中美两国比较关注的一个话题，这次你看诺贝尔奖获得者三个，事实上他谈的三个层面，最下面一个层面，包括经济的素养和央行的沟通问题这个就是非常细节性的东西，还有一个理想货币和渐进理想货币的问题，这个是纳什在谈，他是以博弈论著名的，他谈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很显而易见，他对中国是非常有针对性的。

    陈雨露：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人民币也一定会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一种大货币，很可能就是说成为美元欧元之后的第三大货币，所以这种情况下大家关注是非常自然的。

    主持人张冬：实际上老百姓最关心是自己口袋里的钱是升值还是贬值了，所以就在探讨到底应该升值还是贬值，蒙代尔有一个观点，就是说在汇率问题上中国不要屈服于美国的压力，这个言论似乎对中国是有利的，他是欧元之父所以他的话特别有分量，您认为他发表的关键对中国有没有什么影响，对其他的国家是不是也有间接的影响。

    陈雨露：蒙代尔教授是一个特别有个人魅力的人，在汇率问题上他始终如一地说，人民币的汇率在特殊的发展时期一定要保持稳定，他认为稳定是最好的，我认为他这种提出这样的建议，完全是从一个学者的理性的思考出发，没有任何倾向，也没有美国倾向，也没有中国的倾向，没有。这一点就说明汇率稳定可能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

    水皮：你也知道很多的国际热钱在堵人民币升值，进来的比较委婉的间接的有一批量的放到房地产，如果说这个时候升值，就像传说的5月18日升值，这个游资的目的实现了就撤走了，几千亿，上亿的美元会寻找变现的渠道撤走，如果说这种判断成立的话，投在上海有八十亿美元房地产市场，这部分钱有一部分变现，房地产的价格压力会非常非常大。

    主持人张冬：您认为他这个理论会不会影响其他的学者？

    陈雨露：我想说两点，一个就是西方的经济学家，特别是有学问的经济学家他们最可贵的地方就是独立思考，有他独立的地方，所以他不会轻易地受到另外学者的影响，不会的，但是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现在凡是到中国来过的这些，特别是对中国很了解这些西方的经济学家都得到了跟蒙代尔相似的结论，比方说原来世界银行的常务副行长斯德恩，也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他们得出的结论都是这样，他说中国货币应该保持稳定，理由就是中国经济看上去发展很快很繁荣，但是实在上有很多潜在的脆弱性的因素还没有解决。另外我觉得大家也不要误解，好像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就不动了，我认为不是，而且它要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找一个均衡的发展。

    主持人张冬：二位说的观点都涉及到了中国国情的话题，不了解中国国情是无法针对它进行主题演讲的，有人就会问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离我们中国经济差距远了一点，尤其是对我们普通人来说，我们央视国际网站进行了一个调查，这个调查上有这样一个数据，60％的人认为他们的成就只不过是一种学术的研究，实践中未必会对经济特别是中国的经济产生什么帮助，不知道二位是否同意这样的观点。

    水皮：其实这个观点有点片面，正像网上调查的，它对中国经济具体开药方还是有限的，因为他对中国了解毕竟是有限的，他们对中国的经济有多大贡献具体可能真是不太现实，因为他了解还是有限的，但是你要知道他对中国经济了解越多，因为他毕竟是高手，他发现问题理解问题的能力非常非常强，他们回去之后，在国外做宣讲也好，演讲也好，做的咨询也好，事实上会起到一个帮助大家认识中国的重要的巨大作用。

    陈雨露： 1993年的7月份，那个时候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中国要全面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面临着一系列外汇，财政，税收体制，国有企业股份制改制一系列的问题，那时候我们也想听一听西方学家的意见，当时七月份开一次大连会议，那时候来了六位西方学者，其中有一位诺贝尔的学者，当时这次谈了以后，那么我们吸收了他们一部分的观点，最后四个月之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就通过了关于建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决议，从那以后1994年全面改革开始了。

    主持人张冬：这次来的是七位诺贝尔经济学者。

    陈雨露：一次比一次大，我想说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说第一西方经济学家他们之所以获得诺贝尔奖是他们基础理论研究方面获得的成就，所以离老百姓比较远，第二那么西方经济学家如果你对他们做一个调查，说你讲的这个观点是不是对他们有帮助，我想他们的回答多数也是不一定，原因是什么呢，他们所得出来的是他们认为一般的规律，至于说跟中国的问题怎么结合那是中国人自己的问题。

    主持人张冬：说到这个不一定让我想起15年前的一件事，也是诺贝尔奖的获得者米勒博士，在咱们国内的经济学者询问他的时候，他肯定了中国国有股部分流通的一个设想，当时他还用了一句话，罗马城也不是一夜建成的，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看当年米勒教授也点偏颇，有点出入，于是就说了外国学者的理论未必适合中国国情，您觉得这次些经济学家到中国来，他们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有没有真正的意义。

    水皮：这个是冤枉人家，15年前中国证券市场，是处在这个建设过程中间，最早推出的是老八股，基本上是全流通的概念，随着之后要扩大就会遇到意识形态的一种束缚，就是国有股流通会不会造成国有财产流失的问题，碰到这个节骨眼的时候谁也不敢拍板，有人折中提出，是不是国有股暂时不流通，公众先流通起来，既然你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不能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先把这个问题搁置起来，这个背景下你才向人家米勒咨询的，你说这么做行不行，这不是一个完整的市场。

    陈雨露：我想如果我们同意“罗马不是一夜建成的”这句话是正确的话，那么如果我们承认中国采取渐进式改革的道路是正确的，我们就不应该认为米勒的这句话是错误的，一个时间说一个时间的事。在当时那个阶段如果我们坚持自己的做法，也许中国的股市根本就不可能全面向前发展。

    主持人张冬：再次感谢两位嘉宾的光临，不管这些诺贝尔经济获得者，他们到中国来做的主题演讲或者他们的理论是否对我们的经济生活产生一系列的影响，但是总之我们有了一次和他们直接面对面沟通的机会，有了一次和大师碰撞的机会，我们觉得已经有所收获了，让我想起一句话，这就是诺贝尔奖的设立，无疑影响着全世界的科学家，但是也同时激励着无数的普通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对于这一次诺贝尔奖这些获奖者，到中国来一行包括主题演讲有什么观点和意见的话也可以通过手机短信息的方式跟我们沟通，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财经报道，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打开问号。。

    本期主编：李 洋

    本期记者：李曼为 张 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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