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播时间：2009年1月17日    点击观看本期节目视频<<< 

2008年12月23日, 央行继11月27日降息1.08个百分点，创下11年来最大降幅之后，再次下调一年期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各0.27个百分点，这是央行一百天以内五次降息。之前不久，由央行起草的《放贷人条例》草案提交国务院法制办，这意味民间借贷有望通过国家立法形式获得规范，今后，在不非法吸收存款、借贷利率不超过基准利率4倍的前提下，个人和企业经过批准，就能合法从事放贷业务。一时间，关于“地下钱庄”阳光化、允许个人注册从事放贷业务、中小企业融资等问题再一次成为焦点话题。这个消息，无疑让准备“过冬”的企业，提前感受到了春风。其实在市场上民间借贷虽然遮遮掩掩，但却非常活跃，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一、融资困局

自己经营着一个小饭馆的刘先生经常收到这样的短信：“**集团在本市长期为企业、个人提供无担保无抵押借贷，当天放贷，有意电137*******。”

一直想再开一家分店正寻求资金的刘先生，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拨通了信息上的电话。“我从手机上收到你们的信息，想问一下怎么贷款的事儿。”“我们月息3%，从1—20万为小额贷款，免担保无抵押。”“您慢点说，我没听清楚。”“我说1万—20万是属于小额的，不需要任何的抵押跟担保，超过20万就拿固定资产做抵押。”“这个利率是多少呢？”“利息是3%一个月。”“手续怎么办？”“你要是需要的话带上你的身份证、户口本，带上一个月的利息，到我们公司来签合同就可以了。”

不仅是手机短信，其实像这样的广告，一些报纸上这样的广告比比皆是。刘先生说：“我们这种小型企业到银行贷款还是比较困难的，我们只能通过这种地下的贷款方式才能获取资金，我们身边有很多朋友也是这么做的。”

虽然对方在电话里表示放贷的手续和过程非常简单，但刘先生还是流露出了自己的担心：“我觉得还是不太靠谱，关键是担心不太合法。不过从新闻上看到以后相关的这个法律将会出台，是不是这个条款出来以后就能合法呢。”

刘先生提到的法律草案，就是《放贷人条例》，记者在中国人民银行研究院了解到，目前由央行起草的《放贷人条例》草案已经提交到国务院，等待审批。作为小额信贷的研究专家和实际操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杜晓山在10多年前就与同事一起创建了“扶贫经济合作社”，开始小额贷款研究与实践。他告诉记者两年前就在讨论《放贷人条例》，目前再次提上议事日程，更具有现实意义。“金融危机的问题，那么对我们国家有或多或少的影响，也就是中小企业包括农村金融的供给服务存在着很大的缺陷。所以这样的背景下，那么，重提甚至是更多的强调这个小额贷款公司作用或者说民间借贷正面作用的发挥，抑制它的可能的负作用或者它已存的负作用，这是一个更有现实意义的问题。”

《放贷人条例》即将推出的消息正在市场嗅觉灵敏的“浙商圈”中广泛传播，在浙江，这些异常活跃的民间融资被称作经济的“灰色助推器”。根据浙江发改委公布的数据显示，“十五”期间浙江省民间投资数额为13251亿元，年均增长率超过全社会增长率，达到32%，占全社会增长投资的55%，这意味每投资100元，其中55元是由民间投资提供的。

北京浙江商会副会长陈俊告诉记者，最近浙江民间的借贷交易也开始转冷，民间借贷者是对金融形势最为敏感的一个群体，在这轮金融危机来袭的时候，最早有所反应的就是他们。陈俊说：“拥有民间资本的人来说他需要保证他自己资金的安全，这是肯定的，没有资金的安全，你给他再高的利息，本都回不来，那肯定不会（放贷），那么在这种大气候之下呢，企业被逼着内外交困。”

陈俊说，条例推出等于为民间借贷打开了一扇明亮的窗户，其实在民营经济发达的温州、台州、义乌等地，民间借贷的窗户早就打开了，只是遮上了隐蔽的窗帘。

据央行统计，截至2008年底，中国民间资本沉淀金额达数十万亿元，而浙江是最多的，民间资本沉淀达8300亿元。但另一个事实是，浙江许多的中小企业却为缺乏发展资金而发愁。据浙江省中小企业局的调查，81%的中小企业流动资金不足，这一调查显示：有20%的中小企业的倒闭或者停产和其资金紧张有着密切的关系。浙江盛博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吴建军说：“现在贷款收回，有它的厂房盖到一半走啦，包括它设备现在很多都还没有投资，那么它这个现在有可能就会做到一半就停置在那边。”

一些有银行贷款的企业，眼看贷款就要到期，一方面没有资金来还款，另外，即使是还了款，要想得到银行的后续贷款也非常困难。浙江盛博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吴建军告诉记者，

银行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把贷出去的钱回收回来，至于贷款回收回来，再贷不贷给他，那是领导的事情。

中国发展基金研究会副秘书长汤敏最近一段时间对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专门进行了研究，汤敏告诉记者，中小企业融资难是全世界共有的问题，只是中国更突出而已。汤敏说：“银行不愿给中小企业贷款，因为我国的大银行太多、小银行太少，目前整个金融体制和机制都是为大企业设计的，一是成本高，二是风险大，10个亿贷给一个大企业，和10个亿贷给十几个小企业，信息收集等成本要高得多，另外，小企业本身抗风险能力差，生命力也差，就像美国，小企业5年的存活率不到30%，10年只有11%，中国就可想而知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民间借贷就成了很多企业重要的资金来源。在需求急剧放大下，浙江的民间贷款利率一般为银行利率的4倍左右，有的甚至高达10倍以上。据了解，大部分企业借高利贷，主要用于短期的资金拆借；如果把高利贷投入生产领域，这无疑等同于 “服毒自杀”。温州方兴担保有限公司董事长方培林说，正常的企业若长期的接受这种比较高的利息，它肯定是承受不了的。高利贷主要是用来救急的，而不是用来做长期投资的。目前有很多企业都是打算短期拆借高利贷先归还银行以前的贷款，等拿到银行的后续贷款后再把高利贷还掉，这样企业又可以正常运转。浙江盛博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吴建军说：“今天我向银行借了钱，我还不了贷的话，银行马上起诉我，我现在工厂马上就关闭，那么如果担保公司存在的话，那么最起码我能把银行的钱还掉，我企业还能再继续经营下去。应该说最起码给企业一点的希望吧。”

但是，很多人都没有看到这样的希望，贷款还给了银行，而银根紧缩后，后续的贷款却没有拿不到，短期的高利贷变成了长期贷款，高利率使企业陷入了难以自拔的深渊。吴建军的企业位于温州瓯海经济开发区，由于产品技术含量比较高，企业的正常经营没有什么问题，更重要的是，企业没有盲目投资扩张，才能生存下来。而他周边的一些企业由于盲目扩张陷入了资金危机之中。吴建军说：“这里很多企业去山西投资开矿，甚至去炒房子的也有，其实企业如果正常经营的话，其实不会出现这么大的一个资金链的断裂问题，这是最大的原因。”

可以说中小企业自身的缺陷也是产生融资困境的一个主要原因。而前一阶段企业的盲目扩张也是得到了银行的支持。温州方兴担保有限公司董事长方培林说：“像两年以前，我印象比较深的，几家银行都在做营销贷款，因为它银行的钱多想把它放出去，争取老百姓，争取企业向他们借款，很多企业要扩大再生产，就把房产、把工厂、把土地了都给银行抵押贷款。那企业有的就盲目扩张了，没有考虑自己的承受能力。”

很多企业盲目扩张后，买土地，建厂房，摊子越铺越大，各种经营成本也快速增加，可一年以后，银根突然紧缩，只还不贷，对于这些急需资金的企业来说，无疑是釜底抽薪，导致一些企业陷入了绝境。陈俊认为，虽然民间借贷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小企业的资金困难，但民间借贷也存在交易隐蔽、监管缺位、法律地位不确定、风险不易监控等诸多问题，极易滋生非法融资、洗钱犯罪。北京浙江商会副会长陈俊表示，不完全统计，浙江的民间资本有1万个亿之多，占全国之首，浙江的民间资本特别丰厚，民营经济特别发达，在这个大背景之下，产生民众的投资意识十分强烈，它可以大大地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但它也有负面的效应，假如说这个团队有一个人不诚信，就可能导致借贷的整个团队或者整个链条的断裂，可能会引起很多的社会问题。

一方面是急等钱过冬的中小企业被拦在银行高门槛外，另一方面是民间借贷尽管资金充足却步履维艰，问题丛生。在这种情况下，央行着力推出《放贷人条例》，对于民间资本浮出水面，发挥积极效应有着不比以往的力度。新提交的《放贷人条例》草案中规定，个人放贷，利率基本市场化，只要遵循“最高利率不能超过贷款基准利率的4倍”的原则即可。业内人士均认为，相对于地下钱庄动辄10%的月息 ，个人信贷不到其1/4，一旦普及化、规模化，游离于灰色地带的民间高利贷，也就没有了生存空间。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杜晓山告诉记者：“比如我有放贷人条例，在（基准利率）4倍以内我能到钱，我凭什么跑到你那借7倍的钱啊。我不会跑到你去借，因为这有4倍的钱在这儿。而且大家如果竞争多了，我就不是放4倍了，我可能变成，只要基准利率的3倍我就借你钱，甚至两倍我就借你钱，就是有竞争嘛，有竞争就会压低你借款人的成本，起到这个好的作用，起一个正面的引导作用。”

以血缘、亲缘和朋友圈为纽带一直是浙商的商业文化传统。这同样也能在担保借贷链条中体现出来，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连环担保圈盘根错节，把众多企业的环环相扣地拴在一起。这就好比我的引爆导火线装在你身上，你的导火线装在我身上，大家的导火线绑在一起。2008年下半年以来，这些导火线就被不断地被引爆。朱吉光是浙江温州的一位老板，因为陷入连环担保套中，2008年7月底，他以自杀的方式，告别了家人和自己辛辛苦苦创办的企业。为了了解事情的真相，记者在温州进行了调查。

二、夺命担保

朱吉光的企业位于温州永嘉县瓯北镇，2008年8月，记者来到这里时发现企业的铁门紧闭，厂区周围显得很平静，似乎什么事也未曾发生。这里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一段时间经常会有讨债的人光顾这里。

朱吉光企业所在的瓯北镇，号称中国的泵阀之乡，在这里有500多家泵阀企业，云光是老板朱吉光辛苦打拼了24年积累下的一份产业，如今企业每年的产值已经超过了千万，一直到08年2月，工厂的运营都非常正常。接受采访的员工，都对老板的死亡感到惋惜，在他们看来，公司经营没出现大的困难，朱吉光本人也很为人厚道，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朱吉光要放弃自己的生命呢？这里的一个工作人员说，主要是前一段时间，要债的人逼得太紧。

过来讨债的都是些社会上的那些地痞流氓，过来就是无理取闹，要么摔门，要么是墙壁上写字，或者干脆跑到车间里面把电闸关掉。

在云光泵阀公司的办公室，工作人员调出了当时放高利贷的人来逼债时的照片。从这些照片上可以看出，朱吉光生前背负了巨大的债务危机和精神压力。在拍摄中，我们等来了云光公司的另外一个老板余云兴，虽然朱吉光自杀的事情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但余云兴的情绪一直非常低落，连饭都吃不下对于朱吉光自杀的原因，这位生意上的伙伴也只是听说朱吉光是为别人担保欠下1000多万的高利贷，至于怎么担保的，钱到哪里去了，一概不清楚，但是，这件事情造成的损失远非如此简单。

记者了解到，现在公司还在照常经营。今年过完年，朱吉光就把公司交给儿子朱忠信打理，3月底以后就很少在厂里出现了。余云兴说，不知道他在外面给人担保的事情，直到有人到厂里来逼债才知道，但其中的详情，朱吉光并不愿意透露。

朱吉光选择死亡来彻底解脱，而生者却要承受失去亲人的痛苦和债务的压力。是什么原因和隐情，让他对自己合作了24年的朋友和搭档也不愿意提及呢？朱吉光到底替人担保了多少高利贷？我们试图联系朱吉光的儿子朱忠信，希望从他那里了解到真相。厂里的员工告诉我们，朱忠信刚料理完父亲的后事，心情很糟，很少来厂里，再加上逼债的人不断骚扰，他的手机始终关机。

无奈之下，记者只好回到宾馆等待消息。晚上6点左右，记者突然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里就是我们寻找的朱忠信.半小时后，我们在宾馆见到了他，这个个子瘦小的年轻人显然还处于丧父的悲痛和被人逼债的惊恐之中。朱忠信说：“我父亲是一个很善良，干事情很有冲劲的一个企业家。当初他选择这条路，我们谁也想不到，那我在想我父亲为什么会走到这条路。”

朱吉光的死和一个叫叶贤敏的人有着直接关系。换句话说，是叶贤敏欠下的债逼死了为他担保的朱吉光。朱忠信说，2006年上半年，老家的叶贤敏租用了云光公司空置的厂房办汽配公司，生产汽车配件。同年下半年，叶以“外贸生意资金无法周转”为由，请朱吉光为自己担保，向担保公司借款。叶贤敏曾担任村长，朱吉光对他很信任，便为他做了担保。朱忠信回忆说：“叶贤敏，租了我们厂里的厂房，他是搞汽配的，其实看起来生意很好，他自己也开奔驰宝马，表面看起来搞得很好，真正搞的好的话，不会搞成这样子。”

一段时间内，叶贤敏频繁请朱吉光为他担保，每次担保前都说前一笔欠款已经还清。朱忠信说：“听我父亲说，有的都已经还掉了，叶敏说已经还掉了，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他想不通也想不懂，因为我父亲这个人太相信他了，太相信朋友。比如说只有100万，他说已经还了，还了就没有了，他再叫我父亲去担保，后来又说自己还了，多次是这样子。

2007年底，叶贤敏突然失踪，为他放贷的多家担保公司找到朱吉光，要他偿还叶贤敏欠下的1000多万元贷款。突如其来的巨额债务，让朱吉光手足无措。朱吉光承担着原本不应该由他来背负的债务，陷入了无奈的担保连环套中。此后，担保公司讨债人员就开始频繁“光顾”朱吉光的家和工厂。朱忠信说：“我说你拿出证据来，如果我父亲真欠你们的钱，你从法律的途径，你去起诉。你不要影响我公司正常的营业，其实我父亲就是被他们逼死的，害死的。”

2008年三月之后，朱吉光把公司交给了儿子，经常外出躲避逼债的人，找不到朱吉光，这些人就拿着复印的欠款字据，来向朱忠信讨债。朱忠信说：“复印件上面有的利息也没有，有的日期也没有，后来他说是多少利息，这也是公开的秘密，黑社会公开的秘密，放高利贷公开的秘密。高到8分，一毛的，有的甚至高到一毛五的，他们就是怎么操作，我们不是很清楚。”

朱忠信告诉我们，他现在有家也不能回，母亲和妹妹等家人现在也都躲在外面。夜色降临，我们提出陪他回家一趟。当我们来到朱忠信位于瓯北镇的家时，冷冷清清的家里空无一人.朱忠信伤感地说：“以后的路，我不知道该怎么去走，因为他们现在还逼着我，现在我家里一个人也没有，一个好好的家，就这么的破灭了。”

在采访中，朱忠信反复提到他父亲替人担保的叶贤敏，1000多万元，叶贤敏都干什么了呢？叶贤敏现在又身在何处呢？调查中，我们了解到，叶贤敏从2008年2月起已经被永嘉县看守所刑事拘留。记者随即赶到永嘉县法院了解情况。温州市永嘉县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李晓光告诉记者，2008年4月份以后，法院陆续受理了几起叶贤敏跟朱吉光被告的民间借贷的案子，开始并没有引起他们的注意，但后来一下子进来了9件案子，就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在找被告人的过程当中就发现呢叶贤敏已经被逮捕。

在法院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我们调出了当时叶贤敏的判决书：叶贤敏在2007年4月至6月，作为放贷人借给他人100余万元，另外叶贤敏还作为担保人为他人借款几百万元。到期后，叶贤敏在催款中与对方发生争执，之后指使人捣毁了对方的房屋。永嘉县人民法院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名判处叶贤敏有期徒刑7个月。目前，叶贤敏正在服刑。李晓光说，根据叶贤敏自己的介绍，当时他也为人家借款担保，然后有的担保时间到，他为人家还钱，有的是借给别人收不回来，然后再去向别人去借。他自己的资金链出现了断裂，然后去别人那边短期再高息的融资回来，填这个窟窿，结果越填越深。

就这样，叶贤敏不仅向担保公司借贷，同时也放贷给别人，不仅请朱吉光给自己担保，同时也给别人担保。有人欠他钱，他欠别人钱，就这样一环一环地形成了一个担保借贷的链条。究竟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们希望去看守所采访叶贤敏，却因为他的案件还在侦破之中，这个阶段不便接受媒体的采访。温州市永嘉县公安局经侦大队的负责人告诉记者：“法院在审查这个案件当中，认为叶贤敏有吸收存款的现象，而吸收存款存属于有关经济犯罪，所以就把他移送到公安机关了。

危机并不因为朱吉光的死，叶贤敏入狱而结束，现在云光公司正处在资金链断裂的阴霾之中。云光的另一个股东余云兴告诉记者，浙江云光泵阀制造有限公司创建于1984年，主要为化工、石油等行业的工程配套生产化工泵阀设备。新厂房位于瓯北的工业园区，2006年刚建成，有5幢楼，在当地属中等规模，由于产品质量过硬，近两年，眼看生意越来越红火。余云兴说：“我们现在是浙江省的水泵中，人家一看我们的名气，我们的质量一直是很好的，一直算是有名气的，这样子我们今年生意就好起来了。”

让余云兴想不通的是一向稳重踏实的朱吉光竟然瞒着自己轻易地给朋友担保借，天上地下的变化几乎就在一夜之间，朱吉光不仅赔了自己的性命，就连公司也保不住了。余云兴说：“主要是资金问题。就是那个个人借过来的，人家怕没有了，人家急着要讨回去，人家要还回去。包括银行，银行它就是只能还，不能贷。这个一个工厂本身你只还不能贷的话，这就马上就出现问题了，出现问题了。” 余云兴告诉记者，他们企业有一笔贷款9月5号就要到期，而现在他也没有筹措到这笔资金。

在温州，企业的融资来自三个途径，一部分是自有资金，一部分是银行贷款，另一部分就是民间融资。许多时候民间资金，利率跟银行利率差不多，有的甚至比银行利率还要低。但这种借贷大多是基于互相了解和信任，并在看好企业发展的基础之上才会借给你，一旦风吹草动，这些资金也是抽走得最快的。在云光公司的标志前，余云兴告诉记者，云光是他和朱吉光24年的心血，这个品牌就是用他们两人的名字组合而成，云彩和光明，寓意着美好的前程。余云兴说：“本来是很光明的，我们是光明的，前途是很好的，是这样子的。我们云是天上的云，光是天上的光，现在出了这个事情还有什么光彩的。”

事情过去了半年时间，于云兴打电话告诉记者，朱忠信仍然背负着父亲的债务无暇顾及公司的经营。现在如果没有人肯出资相救，云光公司可能再无法起死回生，因为银行已经起诉了云光公司，目前工厂已经停产，等待拍卖厂房来归还银行的贷款。

三、破灭草根黄金梦

银行贷款紧缩，企业融资困难，导致民间借贷利率高企，非法集资的事件也不断发生， 2008年7月28日，就在朱吉光自杀后的10天，离温州仅三小时车程的宁波，一家名为宏润诚信房地产中介公司的老总张忠军，由于巨额的欠款无力偿还,主动到公安局自首，这些欠款中除了一些高利率的民间借贷以外，还有1300多万元是张忠军从员工手里非法集资来的。记者随即也赶到了宁波。宁波宏润诚信房地产中介公司一夜之间倒闭的消息，在宁波的地产中介行业中掀起了轩然大波，几乎所有的中介同行都知道这件事。宁波市立德房产中介有限公司的伊女士说：“报纸上说他自首啦，他出的问题不是房子业务的事，是投资的事。”

在宁波的一家中介公司，这位热心的老板，知道我们的来意后，告诉我们，她认识的几个业务员中，有一个就是宏润诚信的员工，现在在另外一家中介公司工作，在她的帮助下我们找到了这位员工邬女士，这位员工告诉记者，宏润诚信的倒闭并不是房地产中介生意出了问题，而是老板张忠军还开了一家投资公司，投资公司的资金出了问题，而投资的意思就是放贷。邬女士说：“张忠军帮别人借钱，如果你需要一笔钱急用的话，我给你转过来几十万钱，那我这钱利息多少。”

邬女士告诉记者，宏润诚信在宁波的地产中介中，曾经有着不错的口碑，年交易额达四五亿元，拥有15家子公司，可就在一夜之间，这家看似实力雄厚的中介公司却突然宣布破产倒闭，破产前，老板张忠军向29名员工非法集资。

参与集资的袁女士告诉记者：“我集资了20万了。母亲的10万块钱是养老钱，自己的10万块钱，就还带个小孩，现在什么呢，工作也没啦，小孩的上学也没钱啦，老娘的养老钱也没啦。”而另一个参与集资的林女士向记者哭诉：“我集了90万。我不会说，我只会哭了。给他们这么多钱，他们一夜之间就消失了。”

根据他们提供的名单记者看到，29名员工共集资1300多万，最多的达到160万元，最少的也有5万元。几乎所有的员工都是将自家的住房抵押给银行后，再从银行得到的贷款集资给了张忠军，现在每个月，他们都要定期归还银行的贷款。林女士说：“不是我们家里多出来的借给他，都是用房子贷款，一套房子比如说有80万，贷了50万，50万块钱给他的。”

一位知情者提供了一份张忠军自首前六天写下的日记。日记上面详细地记录了近段时间资金的进出情况，其中写到，这星期要积极主动地去催讨和协商，孙某月底之前一定要还我2000—3000万。从这份笔记可以看出，放贷的很多款项无法收回，直接导致该公司破产。

  我们找到位于宁波中信银行大厦29层的宏润诚信总部，公司现在已经是人去楼空。据这些员工透露，宏润诚信在经营房地产中介的同时，还经营着所谓的投资公司，从事担保和放贷的业务，老板张忠军不仅从其他房地产商处集资，而且以二分、三分的月息向员工借款，再以更高的利息对外放贷，放出去的资金高达一亿元。林女士说：“他是这样说的，你是我们的职工嘛，收入也低，你们把房子可以去银行抵押，抵押来的钱放在我的公司里面，我给你们两分利，三分利，我们可以帮你们搞一些福利给你们，有很多员工是这样的都把房子去抵押了，抵押拿来的钱给他们。”

正是因为贪图比银行稍高的利息，这29名员工才上了张忠军的套，对于这些想通过集资赚取更高利息却最终连本钱也拿不回的员工来说，虽然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但他们仍然希望政府能够出面拍卖张忠军的相关物产后，给他们补偿。截至目前，案件已经进入司法程序，能否要回自己的资金，这些员工仍然还在等待之中。

四、以担保的名义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008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民间借贷的融资渠道及形式逐步多样化。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担保公司等机构大量参与民间借贷，组织化程度有所提高。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温州的许多担保公司都有违规放贷的现象，当地一家报纸在对朱吉光事件的报道中，也提到是担保公司在违规放贷，但警方目前还没有找到具体的证据。温州市永嘉县公安局经侦大队的负责人告诉记者：“我们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发现有担保公司，那么参与进去这么一个直接证据，这么个情况，那么我们目前的证据反应出来，仅仅是还局限于民间的一种借贷关系。”

在永嘉法院，工作人员介绍，2008年1至8月他们受理的民间借贷案件达到了366件，比去年多了一倍。但在这些案件都是以民间个人借贷的名义来起诉的，几乎见不到担保公司的身影。事实上，在温州，除了担保公司以外，各种投资公司，典当行不少都做着放贷的生意，在当地人的介绍下，我们来到了这栋名为温州财富中心的大楼，在这里办公的几乎全是投资。公司和担保公司, 温州担保协会会长郭志超告诉记者，从2001年温州开出第一家担保公司，到2007年3月底在工商注册的有253家担保和投资公司，但在经贸部门备案的只有42家。有些担保公司在媒体上公开刊登“要资金，找担保”、“垫资还贷、资金周转”等广告。温州市信用担保行业协会会长郭志超说：“他们是挂着担保公司的名义，然后自己去做。去做这个还是个别的。至于说利率到底是多少，现在有各自不同。”

利益的驱使是担保公司违规放贷的主要原因。因为正规运做，担保公司只能按照担保额度收取一定比例的手续费，温州方兴担保公司的方培林给我们算了这样一笔帐：通常正规的担保公司，每笔担保年收益率在2.4%左右。例如担保100万，担保公司一年收益也就是2万4千元，而直接放贷，按照6%的月利率，年利率是72%，一年收益则高达72万。

在温州采访，我们认识了一位知情者，他的很多朋友都开着担保公司和投资公司，对业内的一些做法也十分清楚，这位不愿直面我们镜头的先生透露，担保公司吸收储蓄，再进行放贷，都是通过比较隐蔽的手法来进行的。以借贷方式打借条，有担保人、借款人，按照银行略高的利息立据。但背后却另有一套。这位知情人说：“他的利息是远远高于银行，有的甚至可能会达到10倍。他就不可能写在上面，他如果那个当事人，借款的人，按理该拿出这个借据去法院告，法院首先就是判非法的。他就会不支持的，不支持，那你等于这个钱就是没了。”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的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温州市永嘉县法院民二庭庭长李晓光说：“现在这些案子说回来，这些原告呢，尤其是这些短期融资的这些，高息融资的这原告呢，他自己心里有很清楚，到法院呢也没有请求高息，高额的利息，他也只提到这本金是拿回去就很好了。”

在高利贷运作中，有一个业内默认的规矩，借款人拿到的钱要少于借条上的数额。比如借条上写的是10万元，借款人实际拿到的只有9万元，1万元已经被作为利息早扣掉。  

这位知情者为我们举了一个例子：“比如今天是14号给你的贷款，你借的是10万，条子你肯定打给我10万的，本来利息应该是这个下个月的13号，那么他就是说，行业内的这种默认的这种规矩呢，就是说，借款的那天，就是把第一个月的利息先收掉。”

李晓光也告诉记者，他们在审理案件中，也发现了很多借条上只有本金，没有利息的现象。他觉得，有些可能是利息提前被扣掉了。按目前温州最低的民间高利贷利率月息6分，年利率达到72%计算，“黑担保”收益无疑非常丰厚。而事实上，温州的民间借贷最高利率已经达到了月息1毛5，年利率180%，甚至更高。放不出这么高的利率，很多黑担保也无法生存。这位知情者告诉我们说：“担保公司向外放贷这个利率那么高，也有苦衷，一个是他资金并不是全自己的，也是吸收过来。吸收过来也是达到五六分，原来是三、四分他都不会做，谁会做这样的生意，那么多中小企业资金链断了，就造成了这种畸形的担保公司的存在。”

担保公司不能放贷，不能吸收存款。但吸收存款在当地已经不是什么秘密。当地有关政府部门的调查显示，2007年前三季度，39家担保机构为企业融资达到了50多亿元，而银行系统的统计显示，同期银行发放的贷款还不到20亿元。另外的30多亿元资金显然来自另外的渠道。知情者说：“比如说一些家庭妇女，有点私房钱，她都可以拿出来，因为对于她们首先点就看中认为这个行业呢，利润高，在她们眼中风险也不大，所以说大量的闲置资金流入到担保公司手里。

很多温州的业内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都反复强调，如果一味强调黑担保的负面效应，那么对于整个担保行业来说，既不公平，又无疑扼杀了这样一条为企业融资的通道。对企业来说，找资金会变得更难。温州人一直素有 “敢为天下先”创新的精神，而浙江的金融智慧，也一直被人称道。以温州为例，温州的民间资金可以以“炒房团”、“炒煤团”、“炒棉团”、“炒股团”的方式随时集结，然后在全国攻城掠地。人们在抨击它的投机特性之余，却不得不赞叹它背后的温州民间融资能力，温州奇迹与温州的民间金融创造密不可分。

北京浙江商会副会长陈俊说：“民间资本多并不是坏事，看我们怎么疏导，并不是堵，越堵的话，它可能就没有流向，一没有流向，它可能会出现更大的麻烦。

长期以来，民间借贷因一直没有合法身份而不得不处于地下活动状态。虽然理论界有关为民间借贷正名的呼声不断，但并未产生现实的政策性效果。直到现在，央行提出应“给民间借贷合法定位”，使得人们看到了民间借贷合法化的曙光。如何彻底避免朱吉光式的悲剧再次发生，需要我们拿出更大的勇气和更多的智慧。

五、谨慎开启的闸门

一方面，银行惜贷，中小企业资金断裂，生存难以为继，一方面热钱挥之不去，600亿元温州民间资本，梦想进入合法正规的金融体系，面对这种情况，国家也开始采取一些措施，2008年5月，银监会、央行联合发布《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意见提出应“给民间借贷合法定位”。与此同时，浙江和温州市政府金融办也都相继推出了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材料，温州启动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申报工作，全市16个名额。

为了规范小额贷款公司的运作，浙江省在实施意见中设置了高门槛，其中包括小额贷款公司主发起人要从管理规范、信用优良、实力雄厚的当地民营骨干企业中选择，要求净资产不低于5000万元，注册资本的上限为2亿元。但是对于这样的高门槛，几位业内人士也有不同的看法。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说：“省一级出台文件，市一级出台文件，县一级出台文件，我认为是层层加码，从我们作为学者的角度来讲，作为我们民间的期望来讲，我为这个已经有点偏离了，因为现在它收编的不是民间资本，而是更多的，因为它的主发其单位，所谓的主发其单位，还有参与的一切股东单位，都要求是当地民营的所谓的骨干企业。”

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将加强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和引导，对小额贷款公司的利率、资金流向进行跟踪监测。小额贷款公司贷款利率不得超过有关部门规定的上限，不得进行任何形式的内外部集资和吸收公众存款。由于资本有限，同时只贷不存，所以能够贷给中小企业的金额量并不会很大，对于民间借贷的利率影响也有限。北京浙江商会副会长陈俊说：“

作为一个小额贷款公司，你哪怕有10个亿有100个亿，在对当地的区域经济来说，对当地的中小企业来说都是杯水车薪，不可能一揽子解决所有的问题，这么多的银行对以中小企业来说也可能贷不到款，因为面太大。”

方培林，曾经是新中国第一个创办私人钱庄的老板，在小额贷款公司试点指导意见出台之初，也曾经跃跃欲试。但由于浙江省和温州市在小额贷款公司的准入上设置了高门槛，将很多希望成立小额贷款公司的自然人拒之门外， 方培林就是其中之一。方培林说：“小额贷款公司试个指导意见是规范民间借贷的一种伟大创举，我也响应中央的号召，也很热心、很热情去申报小额放贷公司。但是现在，省里跟市里定的门槛比较高，我觉得有创举这个是没有意义的。”

但对《放贷人条例》，方培林重新寄予了希望。条例的最大突破是允许个人注册从事放贷业务。符合条件的企业和个人都可开办借贷业务，准入门槛参照08年央行发布的《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并可能适当放宽。在方培林看来，任何公民的钱都可以向社会借贷，钱只有用起来才能支持包括中小企业在内的更多企业的发展。方培林说：“民间自由借贷是家家户户都在经营，已经在运作了。无非就是你给它正名，给它认可，而且你把它规范起来，它里面也讲得很清楚，中央的要求它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担风险。”

《放贷人条例》应该会针对放款人的资金来源做出规定。相关内容很可能参照《指导意见》的相关规定。按照《指导意见》，小额贷款公司的主要资金来源为股东缴纳的资本金、捐赠资金，以及来自不超过两个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融入资金。而《放贷人条例》适用面更广，规范的内容也更为具体，比如放贷主体、放贷对象等会更为广泛。北京浙江商会副会长陈俊说：“可以有钱的人帮助没钱的人，有钱的人帮助更需要钱的人，这可能做到面更大一些，不比纯粹一个银行来解决企业的问题，不比一个小额贷款公司解决某一个企业的问题，也可能人人都在参与，人人都在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这个面就铺开了。”

目前民间资本借贷利率较高，部分年利率达到30%至40%，而《放贷人条例》为民间借贷利率规定了“不高于现行利率4倍”的上限，这就有利于控制企业的借贷风险。并将在一定程度上激活民间资本。杜晓山告诉记者虽然还没看到放贷人条例的具体内容，但在某种程度上，放贷人条例跟小额贷款公司有异曲同工的作用。对于如何保障放贷人的利益，以避免出现更多的债务纠纷，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杜晓山认为应该充分相信放贷人的智慧。他说：“放贷人从历史上看，民间借贷，它是信息是基本对称，而我们的银行为什么老是说小企业做不成，什么农户的这种贷款风险大，成本高，甚至是亏损没有利润？或者说利润极薄，它主要的问题，除了思想意识，除了它的大银行的本身的运作成本高，它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信息不对称。而这个民间借贷行为基本上属于一个熟人社会里面的，小范围的这么一个背景。那么因此呢，张家、李家所有的情况，对于放贷人来说，基本上是掌握的。因此从风险的角度来说，他是很有数的。

对于央行起草的《放贷人条例》草案，杜晓山认为，最重要的问题是有效地杜绝非法集资。而在国际上已经有了类似的管理经验。只要出台的条例方方面面考虑得比较周全，其次在执行过程中有严格的监管，另外要有一个公开透明的信息披露和举报的制度。采取正向激励和约束机制相结合的基本原则。杜晓山建议：“你做得好，我有正向激励的，让你有一个更好的出路和前景。你做得不好，对不起，立刻关门。而且，甚至罚款。是吧，关门以外，我还要罚你，这样的话，让你经济上拿不到好处，而且你人从形象上，从方方面面你都是要付出代价的。”

另外，放贷人的门槛是注册资本金1千万，比小额贷款公司要低得多，这样的门槛会吸引很多人想得到放贷人的合法资格。但是，目前民间借贷的利率远高于条例中规定的利率上限，因此也不排除，很多民间借贷不愿意接受这样的规范。 杜晓山说：“我认为会有大量的民间借贷行为他不愿意受你的规范。我们从政府的角度要控制，或者说我们从道德的角度要反对的，是你那种盘剥性质的民间借贷，并不反对你这种互助式的，正常商业性行为的民间借贷。至于你进来是更有利于规范你、引导你，而且更有利于从国家的层面或者政府的层面能监控到我们国家资金的流向以及整个金融状况或者说这种经济发展状况的一种指标性的东西，更清晰了，而不是现在是有点模模糊糊不知道怎么回事，起到这么一个作用。

 半年之间这两个为民间借贷合法定位的文件，显示了决策层切实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决心。虽然，《放贷人条例》的推出也还没有一个准确的时间表。但民间金融阳光化的道路已经有了一个新的起点，我们希望在不断地探索中，这些政策能有效地规避风险，让数以万亿的民间资金实实在在地为中小企业融资排忧解难，为那些准备渡过寒冬的企业带来温暖。

策划：姜诗明

本期主编：于浩

编导：潘敏 刘娜

摄像：李晓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