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海鸥：温老师停一下，大家看见这个钢琴的琴键在自由的跳动，那么，谁在控制这个钢琴呢？不是自动演奏器，也不是魔鬼钢琴魔鬼在弹。而是我们远在万里之遥的温老师。温老师？温老师？是温老师在控制我们这个家里的钢琴。
2008年10月23日，美籍华人吴海鸥最新研制的网络钢琴技术，在浙江省德清县洛舍镇一亮相，就吸引了一些钢琴生产厂家和音乐界人士的关注。
吴海鸥：什么叫网络钢琴呢？也就是有一个大师在万里之遥的钢琴演奏会上演奏钢琴，而你家的钢琴呢通过网络的连接，同时会发出美妙的声音。温老师我们重新来一下好不好？
温老师：好，开始。
浙江省音乐家协会主席晓其：我跟他们说可能将来会出现一种网络钢琴师，就是用网络的那个教学，采取新的方法教学，我觉得这个很有价值。
这种网络钢琴技术能从美国落户到德清县洛舍镇，原因是这个不大的小镇上有46家钢琴生产厂家、2000多名农民从事钢琴生产，年产钢琴3万架.被誉为中国钢琴之乡，如今国内每销售１０架钢琴就有一架是产自这些农民之手。而吴海鸥这一技术还没有亮相之前,洛舍镇很多钢琴厂老板就向他伸出了橄榄枝,把他从美国请到洛舍镇，希望合作开发.吴海鸥一时成为了众多钢琴厂家争相追捧的人才.而23年前,这些农民为了造钢琴,同样也是这样一件为了争夺人才的小事,却把这个不为人知的小镇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1985年1月23日，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一辆从上海急驶而来的面包车开进了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委大院，车上下来了十几个气势汹汹的人，德清县委的人有些慌了阵脚，他们心里清楚，这些上海人是到这抓人的。可是谁也没有想到，这件事最终演变成轰动全国的一个大事件，甚至惊动了中央的高层领导，那么，他们要抓的是什么人？这些人又犯了什么错呢？
给钢琴调音的这位老人叫王惠林，今年60岁，是德清县洛舍镇农民，现在他是这家钢琴厂的老板。1985年1月23日晚上，上海人到德清县抓人事件正是因为他引起。
1984年，中央把原来的社队企业正式更名为乡镇企业，提倡农村办企业增加农民收入，36岁的王惠林备受鼓舞，一门心思找项目要办一家乡镇企业。一次，王惠林到上海出差，从未见过钢琴的他正巧碰见商场里一帮人凭票抢购一台钢琴，这个大家伙这么抢手，而且价格还卖得那么高，木匠出身的王惠林顿时打起了算盘，他要做钢琴。
原湖州钢琴厂厂长王惠林：我们当时学校里面是风琴是吧？它那个风有个鼓风的。它那个是用来发声，这个钢琴怎么发声我不知道，以前不知道。那么说我做钢琴的话要技术的是吧，我的朋友他说：“我可以帮你找几个人。”
钢琴，作为一种音乐表现力极强的高雅艺术品，有着“乐器之王”的美誉。300多道制作工序和8000多个零部件，使钢琴成为世界上除管风琴之外制作最复杂、最精密的乐器。木匠出身的王惠林当时对钢琴几乎是一无所知，但是在他眼里只要能找到做钢琴的人才他就能做出钢琴，在朋友的引荐下，王惠林与上海钢琴厂的四位技师接上了头。
原湖州钢琴厂厂长王惠林：我们当时是乡镇企业，是低人一等的是不是？我们不可能跟那些国营企业平起平坐的，但是你要办这个项目呢，就必须要解决这个人才问题，没有人才是一句空话。
王惠林结识上海钢琴厂的四位技师分别是技师何水潮、技师包悦新、技工陈宝福和另外一位叫郑文标的师傅。
2008年10月27日，我们在绍兴市见到了如今已经82岁高龄的何水潮，谈起当年的往事，他依然历历在目。
上海钢琴厂原技师何水潮：心里面很不舒服，上海毕竟是大城市，我们师傅那个时候，已经工资比较高。我那时侯一般八十几块。
八十年代,改革开放改变了很多人左的思想,但是能挤进国有企业捧上旱涝保收的铁饭碗,仍旧是那个年代很多人的首选.国有企业人才积压过剩现象普遍存在.而对于刚刚萌生的乡镇企业来说,因为当时的人才政策滞后,人才短缺是他们最大的难题.王惠林要把上海钢琴厂的四位技师拉到农村办企业，这种跨省市的人事调动在当时还没有任何文件可以参照，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浙江省德清县人事局局长黄妙鑫：那时候人才从制度上管的很死，人是单位的人，你不是社会的人，也没提出这个以人为本，你调动一个人，都是组织里决定，个人是没有什么这个意见的，我愿意去，或者不愿意去，乡镇企业到大上海这个国有企业去调人，也没有先例的，人事制度决定当时的人才流动是死的。
当时全国有四家钢琴厂，上海钢琴厂是其中最大的一家国营钢琴厂，何水潮虽然在上海钢琴厂是技术骨干，但是因为没有高学历,50几岁的他只能挤在厂里的集体宿舍里，与妻子过着两地分居的日子，心里虽然有怨言，但是在人才扎堆的国营企业里也都无可奈何,王惠林正是在这找到了突破口。
原湖州钢琴厂厂长王惠林：国营企业是不可以乱来的，你说一个条子一个条子审批过程。不是说你想让我今天想做一个什么工作他就给你个什么工作不可能的。他们想出来就是换一个地方，就是能够把自己想要做的，都能够实现把它们做出来，那他们是想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在我们这里发挥出来。
1985年1月21日，上海钢琴厂技师何水潮、包悦新、技工陈宝福和郑文标，告别了他们辛勤工作几十年的上海钢琴厂，在王惠林的精心安排下，壮着胆子踏上开往浙江的汽车。不辞而别的方式使他们本来复杂的心情又多了许多痛苦，带着几分不舍、几分忐忑和对未来的憧憬，四位上海技师跟着王惠林来到了浙江省德清县洛舍镇这个偏僻的乡下。
上海钢琴厂原技师何水潮：觉得心里不舒畅心里闷，很担心这个厂不好的话，我今后的生活怎么办？那么我也不愿意开，觉得我要负责任把这个工作做好，我就想一定把钢琴做好。
原湖州钢琴厂厂长王惠林：他什么都没有了，劳保医疗保险，什么退休工资什么都没有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给他们一个人一万块钱，就是说这个作为他生活的保证金。当时一个万元户是不得了的，我们这里几乎没有万元户的，我们工资才四十块钱一个月。
为了稳定几位技师的情绪，洛舍镇与这四名技师签定了聘用合同，除了提供一万元保证金和住房以外，还把他们在上海每月75元钱的工资待遇提高到250—300元钱。可这些并没有让刚刚来到洛舍镇的四名技师忐忑的心平静下来，在到达洛舍镇的当天，他们把事先写好的辞职信邮寄回了上海钢琴厂。
然而四名技师没想到的是，辞职信在上海钢琴厂炸开了锅，甚至变成了一个政治事件，上海钢琴厂随即开除何水潮等人的党籍，1985年1月23日，上海钢琴厂带着保卫科的人连夜开车赶到德清县，要把四名技师抓回上海。
66岁的曹林魁，退休几年了，如今还在县党史办帮忙整理德清的党史。1985年上海和浙江的人才风波事件，曹林魁是一位重要的亲历者，他当时任德清县乡镇企业局办公室主任，参与了这个事件的整个交涉过程.
浙江省德清县原乡镇企业局办公室主任曹林魁：他们来的时候开了个面包车，我们以礼相待，一个是请他们吃饭，他们不吃。第二呢，我们就和他们讲，他们是辞职自愿到这来搞乡镇企业的，他们要抓人，开车进去，我们领导很重视，就不让他们到那去，就发生争论了大家就心里不大高兴。
上海人在德清人生地不熟，没能找到四位技师，只好连夜返回了上海。德清人终于松了一口气，可此时的他们还不知道，一场更大的人才之争风波，才刚刚上演。
记者邓立新：你弹的什么曲子？
德清县洛舍镇杰士德钢琴有限公司总经理鲍海尔：“我们也不是弹曲子，我们做钢琴的一般都不能弹钢琴，我们主要是听音的，这个键子或者是F大调，或者E大调，是听音准的，稳定性好不好。
鲍海尔的钢琴厂现在一年生产2000多架钢琴，是洛舍镇目前最大的钢琴厂。年轻的时候，鲍海尔是镇里出了名的木匠，1985年2月的一天，正在外面做木工活的鲍海尔接到了王惠林的电话，让他回去做钢琴。
德清县洛舍镇杰士德钢琴有限公司总经理鲍海尔：进去工厂就是说把我们一一进行分配，就是适应我这个人的是属于哪一块工作。还有一个人适应的是哪一块工作，这五个人里面基本上就是一个师傅带一个徒弟，我们是这样的。
镇里像鲍海尔一样有些手艺的年轻人统统被招集起来，在上海四位技师的带领下怀揣着农民也能造钢琴的梦想，挂起了湖州钢琴厂的牌子，然而，正当他们踌躇满志的时候，1985年3月13日，新华社主办的《经济参考报》头版刊出：“许以万金，挖走关键技术人才，人心思走，危及钢琴正常生产”的报道，文中指出德清县乡镇企业私下与上海钢琴厂的技术人员签订协议是挖社会主义墙脚。
事隔三天，上海的《解放日报》头版又刊登了当时的上海钢琴厂厂长何建中的一封来信。
浙江省德清县原乡镇企业局办公室主任曹林魁：他信里是说，你乡镇企业三百元钱的工资，这样高的收入我们国有企业不能和乡镇企业相比，他们认为乡镇企业是非法，希望我们把四个人送回去，是这么一个意思。
在这封来信的边上，还配发了上海64个机构联络会议提出的，人才交流要防止自由流动的报道。1985年3月17日，上海的《文汇报》在“建议与呼声”专栏又发表了“不能提倡重金挖人。”此后，围绕德清洛舍镇从上海钢琴厂高薪聘用技术人员一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场自下而上的“希望怎样搞好社会主义竞争的大讨论”。不少尖锐的意见认为，这是挖社会主义的墙角，坑害国营企业，这种歪风必须狠刹，浙江方面应该无条件地把四位技师送回原厂。
原湖州钢琴厂厂长王惠临：到了这个时候，浙江日报记者就跟我说了，你这个事情是闹大了。他说你这个事情不是说你单单的请几个技术人员挖几个人的事情了。他说这个事情等于说是打破了中国人才流动这个规矩了，破了这个规矩了。
浙江省德清县原乡镇企业局办公室主任曹林魁：因为改革开发初期，我们有很多政策也不明朗，特别是所有制的区别，国营企业老大，我们乡镇企业老小，我们怎么好跟老大碰啊，而且他又是大上海。
上海一连串的舆论攻势让浙江省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当时乡镇企业刚刚起步，都面临着引进人才的问题。1985年4月的一天，浙江日报社记者胡冠平和钟闪闪接到了一份特殊任务。
浙江报业集团高级编辑胡冠平：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了，缺人才我必须得引进人才，这个矛盾就在这里，这个争论的焦点也在这里。他这个是向国有企业去挖人，还是我们引进人才，这是一个不同的看法。那么正因为这样的情况，所以说领导要让我们报社派记者去把这个事情搞清楚。到底还是挖人才，还是引进人才。
许冠平和钟闪闪分别到上海钢琴厂和德清县进行了实地采访，实事求是地反映了这四位技师为什么离开上海钢琴厂，自愿到乡镇企业干一番事业的真实想法。同时也对这种人才竞争中的深层次问题进行了分析报道。
浙江报业集团高级编辑胡冠平：尽管1984年1985年浙江已经大发展了。但是对它的看法还不完全，不是认为这是经济发展需要，还是有人认为他是搞资本主义的。这样的人才流动是不是合理？该不该流动？是不是属于正常的合理的流动，这个大家都是不太有把握，所以这个事情我认为，这是在全国引起争论，引起关注的一个主要原因。
1985年4月13日，许冠平和钟闪闪两位记者就浙江上海两地人才之争的事件分别写了三份内参，经浙江省委同意上报党中央国务院。
1985年4月19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国家科委副主任滕藤的文章：“人才流动利大于弊，应该坚持”。同时，国务院在上海召开的全国科技工作会议报告中也指出：“提倡人才流动，方向是正确的”。由于中央高层领导拍板定音，这场惊动全国的争夺人才风波经过三个多月的争议终于风平浪静了。
浙江省德清县人事局长黄妙鑫：像我们洛舍钢琴厂这样一个人才的流通，如果放在现在这个情况，肯定不会惊动高层领导，说不定县里领导也不需要惊动，现在因为这个人才流动是一项很普遍的制度，因为我们国家越来越开放，人才本身他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他能够做一些自己愿意做的一些事情，把自己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促进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
这是1986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祖国各地>节目采访王惠林的一段录音,二十多年过去了,这本磁带王惠林一直珍藏着.
1985年10月，由中国农民自行设计制造的“伯牙牌”立式钢琴经过鉴定，达到了国家标准，湖州钢琴厂成为全国第五家钢琴厂。
湖州钢琴厂厂长王惠林：我们白手起家，就十个月的时间就四台样品机做出来了。我们师傅他说你来听听，他就在琴弦上拨一下，出来这个声音，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很高兴了，通过了专家的评议，说我们这个钢琴达到了国内的先进水平的时候，我们真是觉得非常激动。
1992年春天,邓小平南巡讲话和十四大的召开,加快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确定了市场经济体制,摆脱了姓”资”姓”社”的争论,1994年因为企业转制等原因,湖州钢琴厂解体了,但是洛舍镇的琴声并没有因此停止,当年湖州钢琴厂培养出的一大批懂得造钢琴的人纷纷自立门户,他们像是春天的种子，在洛舍镇落地生根，相继诞生了40几个钢琴厂家。
在王惠林不大的办公桌上摆放着两台电脑，不懂英文的他每天通过网络与外国人做生意。
吴海鸥：我们这里可以看到，美国科罗拉州立大学商学院给王老爷子专门发来邀请书，邀请他到美国去给美国的MBA学生讲课，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记者邓立新：邀请您去给讲课？
原湖州钢琴厂厂长王惠林：是啊，他们来这的时候亲口给我说的，现在发来邀请函。
现在，美籍华人吴海鸥已经是王惠林的合作伙伴，得知吴海鸥掌握了国际上刚刚兴起的网络钢琴技术以后，王惠林又是第一个走出过国门邀请吴海鸥回国合作开发网络钢琴的人，如今，在这个小镇上，像吴海鸥这样的专业技术人才已经有２００多人，他们研制出的钢琴销往十几个国家和地区，洛舍钢琴开始走向了世界。
中共德清县洛舍镇党委书记王有娣：这样的话整个专业话的程度更加高，那么产业链也更加长，那就从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解决这个所谓人才之争这么一个矛盾。
当年的人才之争风波如今早已风清云散，小镇里此起彼伏的琴音也更加意味深长，曾经那一张张年轻的面孔不仅缔造了农民造钢琴的传奇，更见证了二十三年来湖州钢琴的奇迹。
德清县洛舍镇抒雅玛钢琴厂厂长蔡玉林：如果说没有当年他们这个上海的技术，我们这些农民掌握不了钢琴的知识。
德清县洛舍镇奥特莱钢琴厂厂长潘新华：作为一个农民别说能自己开车、买房子、住到城镇，这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现在已经实现了，那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德清县洛舍镇杰士德钢琴有限公司总经理鲍海尔：对我来讲，没有改革开放的话，我现在可能还是一个给人家做活的木匠。
德清县洛镇佳音钢琴有限公司总经理沈海良：现在不论国际国内市场，都能销售我们的钢琴，使用我们的钢琴，这就是我的自豪。
德清县洛舍镇豪迈钢琴有限公司经理沈国光：一个成品的钢琴发到国内市场或走出国门，我都感觉很自豪，很骄傲。
一块小小的琴键无意间竟敲响了中国乡镇企业人才流动的第一组颤音，一个看似遥不可及的梦想也在无意间打破了禁锢中国人才流动的一块坚冰，改革开放30年，当人们用心珍藏起这份令人鼓舞的骄傲时，来自洛舍小镇的琴声也在世界各地不断响起。而23年前那个浸透了洛舍农民胆识与智慧的创业故事，也将随着动人的音符一起跳动在更多人的心中。
编导：邓立新郭佳蓓摄像：刘杰
协拍：德清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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