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0月26日上午四川省绵阳市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
这天，温州企业家刘碎孟一行与绵阳市高新区负责人的磋商一直持续了3个多小时，刘碎孟此次绵阳之行主要是为了探讨继续在开发区投资的可行性。
德美斯集团董事长刘碎孟：“长虹厂的扬声器这一块，要拿出来给我们做，当时给我们的毛利达到15%，我们要投入1个亿的资金，赚8%的利润，我投入一个亿要12年才能赚回来本钱，对不对，所以，这样的项目投资我们没法去运作，我们要做一个高端的产品，就是说利润高一点。”
四川省绵阳市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主任魏德谦：“眼光要远一点，除了盯住配套，发展我们有品牌的产品，盯住主机厂的配套，发展我们终极产品。”
刘碎孟和哥哥在绵阳市有四家给长虹电器做配套的工厂，年产值8千万元左右，
他们正准备在绵阳高新区再开发一个项目。
现在的刘碎孟已是资产数亿的温州知名企业家，但没有人知道，30年前，他还是温州乡下一个刚刚初中毕业的少年，是闻名全国的温州十万供销大军中默默无闻的一员。
这是位于我国东南沿海黄金海岸线上的中国低压电器之都--温州乐清，低压电器产值占到全国的三分之二。三十多年前，这里的小五金电器作坊已经在民间兴起，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乐清柳市镇低压电器产业萌芽为标志，温州十万为家庭企业采购原料和推销产品的农民供销大军开始走向全国。
温州大学城市学院副院长叶育登：“改革开放，一开始，政策的春风一吹过来，温州人就非常敏感的把握住这一个政策，而且刚好就利用了这样的政策，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空间。”
在村村办厂的背景下，1979年10月，距柳市镇2公里的象阳镇深河村要办翻砂厂，村里开始准备让刘碎孟的大哥到厂里上班，每个月能挣几十元钱，但不久却变卦了，15岁的刘碎孟目睹了家里伤心的一切。
刘碎孟：“村里第二天不让我哥进厂了，我母亲又去走了一遍，走了一遍他们意思说你等等吧，我们再商量商量，后来第二天去又不行，不行呢，我母亲也没有办法，把我母亲气哭了。”
刘碎孟的哥哥刘岳孟：“父母亲我们兄弟姊妹都哭，连一个工作说好了，打工的位置，在农村打工，都不给你，所以大家都哭起来。”
刘碎孟的父亲刘龙星：“当时也是没有办法，经济非常困难，我们也只能服从村领导。”
父亲是柳市镇人，随着母亲来到深河村里顶门立户，那个年代，父亲，一个外姓人，在村里没有地位，村里就是以父亲是外村人拒绝大哥进厂做工的。15岁的刘碎孟一夜间长大了。
刘碎孟：“让父母亲这么难受，为了一个孩子操那么大的心，我就读完初中我就不想读书了，我也出去自己独立做生意去，想赚点钱，把家庭维护好，不要让我父母亲就是再这么伤心了。”
1979年11月，刘碎孟和哥哥带着父母东拼西凑的3百元钱，辗转去了古城西安，推销柳市镇的开关、交流接触器等，哥哥把他送到朋友家住并让他自己出去跑订单，第二天傍晚，刘碎孟一无所获，却找了4个小时都找不到回家的路，就急哭了。
刘碎孟：“那个感受确实心里很难过的，我说我还小呢，对不对，因为农村里出来的，文化程度又不高，是吗，当时出去讲普通话还不标准，问人家路，人家也听不懂。”
第2天，刘碎孟就找到哥哥要求回老家去，外面的世界太大，他受不了了，但哥哥的话却让他打消了回家的念头。
刘碎孟：“我哥跟我说，免得就是说我们父亲是柳市镇那边人，你这样回去没法交代，人家说，谁的孩子说自己去跑供销，对不对，一去马上就回来了，什么东西也没有结果，也没有效益，让人家笑话。”
母亲石阿翠：“有些难过，眼泪都流出来了，哭得很厉害，我想我的小孩子了。”
哥哥带着刘碎孟在西安的厂矿企业推销小五金电器，看的人多买得人少，常常碰壁。
刘碎孟：“第一次出差，我就呆了三个月，当时跑了我后来接下去又跑了十几天，都没有效果。”
哥哥刘岳孟：“普通话也说不标准，衣服穿的破烂烂，也没有这种精神，都是站在传达室，有的大公司有检查处呀，传达室的人认识你，这个娃子你到底推销什么东西的？”
大厂不好谈，刘碎孟想到了进小厂，那里门卫管得不严，一个多月后，他签到了平生第一个订单，虽然只是两个线圈，60多元钱。
刘碎孟：“后来人家说同意行，买两个，后来把合同就签了，那我心里就特别高兴。因为也就是说，总算也订到60多元钱的合同。”
哥哥刘岳孟：“靠这种吃苦的精神，别人看这个娃娃这么可怜，有时候是给你，人都这么老实，给你才发展一点，定了一点试一试，他这个企业到底是讲信誉呀，还是小孩出来骗的。”
第一个订单极大地鼓舞了刘碎孟，他更加勤快地专门跑一些小厂，几天后又定下了数千元合同，从前好几个月没订单的阴霾一扫而光。
刘碎孟：“有几千元的合同，我说那我要回家，我说回家把这个东西要买好，要给人家发货，我说耽误人家时间长了不行。”
刘碎孟返回温州，因为担心发货运输时间慢，影响自己信誉，就自己在柳市镇挑选最好的小五金产品背到西安，挨门送给客户，一个15岁的少年不仅赚到了他做生意以来第一笔钱，还赚到了信誉，交到了朋友。
刘碎孟：“刚好一个旅行袋差不多，然后我自己背，背到送给他们了，一送给他们，他们把钱马上就给我们也汇了。”
从此，刘碎孟在西安扎下根来，靠着肯吃苦讲信誉迅速扩大市场，1983年3月，刘碎孟在西安市五交化公司租赁了四个柜台，并把柳市镇小五金电器开关等卖到了宁夏青海等地。
浙江省乐清市常务副市长王军：“义利并重的这种文化思想，很讲义气，很讲信用，所以那么多的商人在外面经商的时候，为什么其他地方人出去，人家就不能扎根，他们出去就扎根？”
温州大学城市学院副院长叶育登：“温州人就是把产品做成了低利润，大市场。把人呢做成自己的长久的朋友。”
刘碎孟只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轰动全国的温州十万农民供销大军中的一个，正是那十万农民推销员，开创了一条“走南闯北、拾遗补缺、小商品、大市场”的路，成为后来温州经济飞速发展的先声。
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倡农村发展商品经济，提出要搞活流通。到1985年，温州市已有80多万农民转向家庭办和联户办的工商服务业，家庭工业企业达13.3万家，并在中国的土地上第一次出现了股份合作这种当时特殊的企业组织形式，被研究者称为“中国农民经济史上的一个创举”。
浙江省乐清市常务副市长王军：“开始都是跑供销，那么有很多的货订过来，他们就会想，我为什么一定要替别人去跑呢？我自己可以生产，我有定单，我开始拿定单是别人的产品买过来再卖给别人，那我以后我自己生产，我凭定单自己生产，就直接供货了，所以大量的民营企业崛起了。”
1986年，刘碎孟从西安五交化公司俏销的电视机上看到了商机，他买了两台14和18英寸电视机带回温州老家，不是为看节目，而是直接拆掉准备做配件。
刘碎孟：“就是把里面那个塑料的东西，好做的，我们回来找我们这里开模具的老师找他，我说这个东西能不能开？他说能开呀，这样的话后来我们就模仿出来了，然后拿到黄河厂，就这样让他们看，我说我们这个产品现在能代替进口的。”
当时的电视元器件主要靠进口，成本高，还花外汇，刘碎孟加工的是一些配件包括散热器、网罩、尼龙扎带等，价格十分低廉。
哥哥刘岳孟：“东西做出来没有什么差错的，一模一样，就是那个价格便宜，便宜60%左右。这种情况，进口的跟国内的，它所以买我们的产品。”
刘碎孟：“像尼龙扎带，我们虽然是3分钱，但是一台电视机里面用10几个，对不对，而且有些用20个，20个就0.6元钱，0.6元钱我如果是1万台的话加起来价格就多了吗。”
1986年，刘碎孟把西安五交化公司的生意交给亲戚做，自己则利用家里新盖的三层小楼为当时的黄河金星等电视机厂家做起了配套，他开始涉足一个新的生机勃勃的产业。
1980至1988年，是温州经济发展的第一个高潮，温州人在经济方面大体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人均不足三分地的温州人为了生存，政治上尽可能地避免意识形态之争，物质第一的思想深入到整个社会。南宋永嘉学派又称功利学派，它的“农商并举、义利并重”的思想一直影响着人们的行为。
温州大学城市学院副院长叶育登：“永嘉学派它肯定了人的利益的一种合理性，它特别倡导或者要求，能够提高经商者工商界的地位。”
但市场的无序很快让温州经济陷入低谷，杭州武林广场两次火烧温州劣质皮鞋，1990年，国家六部委联合进驻温州柳市，打击假冒伪劣低压电器，温州和温州货一时成了假冒伪劣的代名词。沉寂之后，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使温州经济迎来第二个发展高潮，当地政府全力推行的质量立市、名牌兴市成为温州重新崛起的动力。
1992年，刘碎孟在给电视机厂做塑料配件的同时，和甘肃天水长城集团合作，进入在柳市镇曾经风声鹤唳的低压电器行业，他巧妙地借用了品牌的力量。
刘碎孟：“人家都相信天水的产品质量是最好的，天水那边呢，也承认我们，就是说是它的分厂，所以说对整个销售的市场就广阔了。”
刘碎孟的低压电器产品种类和合作方的产品生产不仅不相同，而且还形成互补，这样他的产品就直接进入了合作方现成的全国销售网络，销量大增。
刘碎孟：“只要他们自己厂里没有的，我们都可以进入的。他们销售公司，也愿意买我们的产品，因为我们的产品比它那个总厂生产的这个价格便宜一点，便宜一点它那个销售网络，利润也高一点。”
虽然要把销售额的百分之三技术管理费用付给总厂，但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站在知名品牌的大树下，刘碎孟的生意也很赚钱。
刘碎孟：“你如果不打天水这个牌子的话，有些企业就感觉到都不太相信，所以说我们借它的这块牌子，品牌，和它的技术，那我们自己也放心。”
随着电视机厂家做配套产量的不断加大，1997年，为节省成本，跟上生产厂家的节奏，刘碎孟和哥哥到绵阳建了4个工厂，专门和长虹电器配套生产。
刘碎孟：“它要求我们在绵阳，就是建立这个厂，然后呢，第一减少成本，第二就是供货的问题上不会耽误。”
正是异地建厂，才使刘碎孟在2002年遇到了绵阳市高新区领导，领导希望他们开发建厂之外一块废弃的土地，吸引更多的浙商来投资。
四川省绵阳市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魏德谦主任：“我们更多的是需要他们这种开发，带动，让更多的浙江人，温州人到这里来投资，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浙江人很抱团的。他们出去在什么地方投资的话，只要有一批先去的，他们会很快形成一个比较积聚的这种能力。”
但当时的绵阳市高新区只有长虹电器一家分厂，距离绵阳市内尚有十几公里，那块土地上方有一个高压线走廊，刘碎孟和哥哥在实地查看后心里都打起了鼓。
哥哥刘岳孟：“当时这块土地中间，地下都有4米深一个大坑大坑的，挖的都是乱七八糟一个大坑，上面有高压线。”
刘碎孟：“高压线走廊大概有1公里，整个土地面积算起来，大概他说有200亩，然后这里有臭水沟，然后还有农民种的那个油菜。”
但为了在绵阳做出名气，长远合作，2002年10月，刘碎孟和哥哥决定占百分之七十四股份和高新区合作开发绵阳温州商贸广场，一些人认为他们从未涉足过房地产胆大包天，这次非垮掉不可。
哥哥刘岳孟：“我俩兄弟打了2600万现金放在他账上，这样一块土地打了账上政府还不放心，这块土地，大家都说的你能做起来吗，肯定会做死掉。”
四川省绵阳市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魏德谦主任：“浙江这种市场的形式在绵阳来落户的话，应该说第一个吃螃蟹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应该说也经历了很多矛盾。”
温州人敢冒险，肯吃苦，很精明。刘碎孟在充分调研后，决定一公里长的商贸广场以五金机电为主，填补绵阳及其周边城市这类市场的空白，他还巧妙地将高压线路下方变成了绿化带。
四川省绵阳市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魏德谦主任：“按照我们建筑规范的要求，高压线这一块土地不能算给别人商家的，实际上这块地相当于政府无偿的把它提出来作为绿地了。记者：看似劣势，”魏主任：“对，应该说最后会成为他投资的一种优势了。”
这种优势很快显现出来，2003年9月，刘碎孟和哥哥决定每平米在成本价基础上高100元，销售价格比绵阳市内同样的房子便宜了一半，这很快就集聚了人气。
哥哥刘岳孟：“开盘是三个月，房子都卖完了，这个事不是自己乱吹，住宅也都很火，住宅的利润很薄，卖的都是1150元至1200元一个平方卖的，住宅。门面呢大概卖2000多元一平米。”
人气聚集之后，再开发的房子就会升值，赚钱只是迟早的事，后来二三期开发也证明了这一点。
刘碎孟：“因为一期我虽然不赚到钱，那么我一期的房子基本上都卖了，卖完了然后人气也旺了，所以说我开发二期，那么我在二期或者三期上，肯定能赚到钱的。”
2003年秋天，国家提出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战略，刘碎孟认为那里充满了商机。他遇到了前去温州招商的沈阳市铁西区原区长助理、经贸发展局局长任炳金，任炳金把铁西区一个停工十多年的烂尾楼项目介绍给刘碎孟。任炳金提起这个从前的烂尾楼项目，至今心有余悸。
沈阳市铁西区原区长助理、经贸发展局局长：“这个里边内部还有很多，你欠我的钱，我欠你的钱很复杂，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唠，唠两天也唠不完，知道不，可以写80回的章回小说可以写一本书。”
温州经济实际上是一种草根经济，个体的力量是微小的，它需要群体的力量来显示自己的实力，其显著特点就是抱团发展，亲朋好友一起去做一个项目，风险共担利益共享。
温州大学城市学院副院长叶育登：“温州人，他在自己经营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呢，他会寻找着一种代价最小化的这样一种行为，抱团实际上呢，它是依赖着一个什么路径呢，依赖着自己的亲人，朋友，那么这样来亲属，或者老乡这种路径。”
2003年秋天，铁西区兴顺街那个已换了三任老板只建1万多平米的烂尾楼，被刘碎孟和另外五个朋友出资近亿元买断产权，他们认为沈阳另外一个食品市场要拆迁，他们建食品城有前途。
刘碎孟：“4万多平米的一个专业的食品产业做起来的话，南二市场它那个市场也特别大，那边一拆迁，所有的这些销售食品的这些都进到我这个商城里面的话呢，那么我这个市场是肯定能起来的。”
刘碎孟边建设边解决食品城的遗留问题，2005年9月，经改造重建装修共耗资2亿多元的食品城试营业，沈阳另一个食品市场并没有拆除，刘碎孟的食品城又没有足够大的仓库和停车场，5个月后，500多商户陆续撤出，刘碎孟他们投入的广告装修等就赔进去近3千万元。
刘碎孟：“这食品不做了，这个两三千万元就打水漂了，对不对？不做了吗，不做了装修装了，这些隔断都没有用了，食品的格局就没有用了。”
那时，一个股东退出了，2006年9月，在准备做一个国外品牌服装折扣商场时，又有三个股东选择退出。服装合作方本来要整体租用商场，后来却变卦要刘碎孟经营。
刘碎孟：“上海Fox其实是没有实力能运作我们这个商场，我们有4万平米，它只有3000平米足够他们这些品牌的折扣了，你说那个差距不是太大了吗，这我们变成了就是说王总给他们变成了误导了。”
刘碎孟说的王总叫王炳益，温州企业家。记者在2008年11月3日在沈阳采访时见到了他，2007年，他退出自己百分之三十股份，他认为食品城项目是块伤心地，他委婉地谢绝了记者的采访。那时，刘碎孟又赔了500多万元后成了光杆司令。
刘碎孟：“如果我不承担，我投了2个亿了，对不对，我就死得更快，说心里话，对一个企业家，在一个地方投2个亿都不成功的话那就肯定是失败的。”
任炳金：“他也花了两个多亿呀，哪个投资商手里自己有钱两个多亿呀，就是非常难。所谓的流泪工程就是太难了，经历的时间跨度太大，让人们感到非常地伤心，这个项目。”
那时，朋友把温州老乡郑元德推荐给刘碎孟，郑元德已在沈阳做了20多年灯具，曾是沈阳市政府城市亮化工程顾问，郑元德劝说刘碎孟做灯具城，因为铁西区是东北最大的家装建材集散地。
沈阳市铁西区兴顺灯具城郑元德总经理：“我说刘总那个地方做什么都不行，只有做灯具，如果要是说不行，我给他说了我来投资，来入股。”
刘碎孟：“第三次开始启动还做不起来的话，那我这个面子，我说真没法搁了，我说真是要跳楼了。”
2007年6月，刘碎孟的灯具城开始重新装修招商，在一些商户犹豫不决的时候，北京的一家知名品牌灯具老板潘庆龙率先在灯具城租店1千平米。
雅典灯饰总经理潘庆龙：“一年多的时间来周密的考察，我发现这块位置是一个真正的风水宝地，就是说在半径500米之内是一个非常健全的家装建材的一个集散地，而且在这个范围内没有一个像样的灯具市场。”
随后国内外一些知名品牌灯具企业陆续进驻，2008年9月9日，刘碎孟运作了五年的烂尾楼项目脱胎换骨，盛装开业，他把营业时间延长，方便了顾客，也方便了自己。
沈阳市铁西区兴顺灯具城郑元德总经理：“我这条街是商业街，我的经营理念我晚上经营灯饰，我夏天经营到晚上8：30，然后冬天晚上经营到6点，因为常规的灯具城，家具建材都在4：30就下班了。”
刘碎孟的兴顺灯具城解决了铁西区2千多人再就业，年营业额将突破十亿元。浮华过后，风雨过后，刘碎孟已经平静。
刘碎孟：“我既然来到沈阳了，我就是在做4万平米的一个市场，我为什么做不起来，我肯定要坚信，无论如何也要把它做起来，哪怕是再辛苦，而且我们的投资也都是自己口袋里的，自己的资金来投的，我更有信心。”
现在，刘碎孟的产业以塑料绝缘电气产品为主，涉及房地产、进出口贸易、酒店等，30年前，那个在西安街头很久推销不出一个小五金订单的温州少年，那个迷失在西安街头哭泣的孩子，如今已成为浙商中的佼佼者，刘碎孟的又一个大项目即将落户绵阳市高新区，他的事业将会是另外一番天地。
编导：段旭东摄像：孙彦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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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刘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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