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组栩栩如生的雕塑，在讲述着30年前的一个真实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位饥饿到极点的农民，聚集在一间茅草屋里，冒着坐牢的危险，把当时属于集体的土地，分到了自己名下。为了守住这个秘密，他们立下字据，摁下手印，共同缔结了一份包干到户的悲壮契约。

这个举动最终不仅使他们吃上了饱饭，而且催生出一个30年来对中国农村影响深远的词汇——包干到户。此后，包干到户成为农村经营体制的标本，很快推广到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国土，一直沿用了30年，并且将长久沿用下去。

这是今天的小岗村。30年前的贫穷破败已经荡然无存。

因为曾经在30年前上演过经典一幕，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小岗村备受社会各界的关注。然而，看到眼前热闹的一切，甚至很难让人相信，这里就是30年前穷得叮当响的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这里就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个逃荒要饭出了名的小岗村。

严宏昌：1978年前我们这个小岗生产队基本上不管年龄大小，哪怕是才出生的婴儿都要过饭。

严宏昌今年58岁。小岗村旱涝灾害频繁，30年以前大多数人外出要过饭。有一年刚过了春节，严宏昌家里就颗粒无存。为了救活才两个月大的女儿，农历二月初二，两口子只好跟上亲戚开始逃荒要饭。

半个月之后，他们渡过淮河，在一个村子里找到了落脚之处。当地的生产队长动了恻隐之心，允许严宏昌和小舅子住进队里的牛棚，让他的妻子和丈母娘住进队长家放杂物的一间草屋。一家人分成两拨分头要饭，好几天不打一个照面。

严宏昌：我几天，六七天没出去，那也就是迷迷噔噔的，想起来呢就流泪，剩饼头子呀，端点豆芽汤呀，我根本我也吃不下去，我也不吃了。

段永霞严宏昌妻子：就一个星期了，我也没有看到他，他也没有看到我，他去要饭没要饭也不知道，我就去了，我说这个饼都这样了怎么没吃，怎么都霉掉了，怎么不吃呢？他后来他就流眼泪了（哭），我不敢说了。

严宏昌：小孩饿的嗷嗷叫，头，哪儿淋的都是水，背也淋潮掉了，大人身上跌的到处是泥，作为我们当时20多岁的人，上不能养老，下不能养小，你想想这个人呆在世上还有什么意思呢？

夫妻两的哭声引来好多人围观，大家都责备严宏昌寻死觅活不好好要饭。后来有好心人介绍他去铁路工地挖石方，一天可以赚到两毛钱。

只要不讨饭，严宏昌什么活都愿意干。凭一身气力，他总算能给妻儿挣一口饭吃。

而此时，小岗村的其他人也正在与饥饿抗争。

严美昌：我要饭两个月没来家，我家属用布缝一个口袋，她把那个米装在布袋里头，搁这个树叶锅里煮熟了，米呢留给儿子吃，自己再吃那个树叶子，吃两个月，结果我要饭回来她抱住我哭呢，说他差一点看不见我了

严俊昌：爬到外头啃树皮，我家门口洋槐树皮都被我啃着吃光了。

严峻昌是严宏昌的堂兄，六、七十年代当了几任生产队长，眼看着村里因饥饿减少了60多口人。

严俊昌：小岗村年年有工作组，小孩饿得头都大了，一天还搞形式，搞赛诗，我想不通。

上世纪70年代，中国农村依然实行人民公社体制。农村土地的绝大部分，统一由生产队支配耕种，耕地的牛和犁是生产队的，农民下地干活要听生产队指挥，产下的粮也由生产队统一分配。农民觉得不是在为自己劳动，出勤不出力成为普遍现象。

陆子修原安徽省人大副主任—时任滁县地委办主任：为什么出勤不出力呢，你们年轻人可能不知道，当时学大寨，就评大寨工，什么叫大寨工呢？你走我也走，工分七八九，你来我也来，上工带打牌，分配一拉平，青皮啃青皮。

关友江：干了一天挣10分工，到年底一算账，小孩多的还透支。

劳力多的得不到应有的报酬，劳力少的，一年挣的工分抵不上一年的口粮款。由于缺乏干活的积极性，地也就开始糊弄人，在小岗村往往一年的口粮还不够半年吃。遇到灾年，农民只好逃荒要饭。

 极左路线给中国农村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直到1978年，全国依然有三分之一的农户人均年收入在100元以下，两亿五千万人口处于绝对贫困状态。
 
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让长期禁锢人们思想的冻土渐渐开始松动。这一年，安徽农村实施了一项称为“省委六条”的改革措施。

陆子修：一个方面的经济政策。第一生产队要有自主权，过去都是上面瞎指挥，这是第一条。第二呢，要划分责任组，不能大呼隆。

１９７８年，凤阳遭受特大旱灾，饥饿的阴影再次笼罩在人们头上。

这一年，严宏昌当了副队长，队干部还有队长严峻长和会计严立学。小岗当时有20户115口人，上面的政策让他们看到了希望。

当时凤阳县实行包干到组，但小岗生产队在实施过程中突破了每组不能少于5-8户的规定，偷偷分成了8个组。然而，即使是兄弟两家一个组，也由于人口、劳力不同而难以统一生产和分配。这个时侯，小岗村几乎人人都想到了干脆一杆子扎到底，包干到户。

严俊昌：我怎么救活小岗人，怎么救活我自家人，把土地都分给群众。

严宏昌：人人同意，谁不知道这样能干好呢，都能知道，年龄大的，年龄轻的都知道这样能干好，但是谁敢干？

谁都明白，那是一片禁区。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迈出这一步，可以想像，面临的将是轻者被批、重者被抓的风险。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严宏昌苦苦搜索可以包干到户的哪怕一点理由。

严洪昌：我每天早上起来听《东方红》，我睡在梦里我会唱《东方红》，但是我细细的还要琢磨这个《东方红》的字，每一句，每一字的字眼，最后认可到我们的党还是为人民谋福利的，党是人民的大救星。我们秘密的瞒着，等瞒住了把这个生产成绩干到手了，我们回来再向党汇报。

一方面党在农民心中的崇高威望给了他们勇气，另一方面，吃饱饭的诱惑也逐渐强大到了让他们不顾一切。严峻长和严宏昌包干到户的思想越来越坚定，队干部统一了想法，然后开始串联群众。

严俊昌：召集男子汉秘密的。

严宏昌：单线联系，因为那个时侯不敢公开。

关友江：都共识了，我们就这样干。

1978年12月的一个晚上，小岗村除正在外出要饭的两户以外，其余18户的当家男人，都悄悄的赶到村头严立华家的草房里。那是小岗村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一个晚上，18条汉子聚在一起，秘密商讨酝酿了好长时间的分田到户计划。

严宏昌：大家都不愿说出来，我说只要你们愿意，今天既然我招呼你来，那就是我让你们干，你不要问了，天大的事是我捅出来的。

严峻昌：特别还有人发了誓，任何人不能说出去，就是你老婆都不能说。

这是20年来小岗村效率最高的一次会议，18个人一致同意把土地、耕牛以及农具，按户分开，只要能干一年，一年就不用逃荒，能干两年，两年就不用挨饿。只要能吃上饱饭，再大的风险也值得去冒。接下来，大伙首先就分开以后，怎么完成国家和集体的缴购任务统一了意见。

严俊昌：我第一个讲，要完成国家的，留住集体的，为什么讲呢，那人家生产队都是完成国家的，你小岗一家分开了，你国家的都不办了，你还在党的领导下呀，当时大家一口表决，坚决第一个完成国家的，留住集体的，剩下是我们自己的。

大伙都明白，三位干部承担的风险最大，就提出如果干部因此遭遇不测，其它人要照顾他们的家小。队干部综合大家的意见，由严宏昌执笔，当场立下字据：我们分田到户，如以后能干，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缴和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

最后，大家以最传统、最血性的方式，在自己的名字上重重的摁下了手印。

严金昌：以前也有记者问过我，你们当时搞是不是害怕，我说不怕，为什么不怕呢？为了填饱肚子，我情愿做个饱死鬼，不愿意做一个饿死鬼。说实话出去逃荒要饭，我们那时30多岁，确实丢人呀。

严立华：穷人胆大了，饿极了胆就大。

严富昌：我就在中间按，杀头先杀几个，才能排到我呢，我是这个想法。

严明昌：说害怕，那害怕你还按手印干什么呢你害怕？不害怕，杀死了比饿死了强呀，杀，杀我一个脖，饿能把全家都能饿死了，是害怕公家知道我们这个，把土地分到户干了，不准我们干，关键是怕这个。

后来，人们说小岗18户农民包干到户的举动，是中国农民挣脱极左路线束缚，向人民公社体制彻底决裂的号角；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农村暗自涌动的第一声春雷！小岗村18位普通农民的名字，也因此载入中国农村改革史册。

后来，这张特殊的契约，作为国家一级文物保存到了国家博物馆，小岗村自己也建起了大包干纪念馆。

这一切，在30年前的小岗村是不可想象的。当时小岗人想的是千万别走露风声，尽快把憋了多少年的干劲投入到自家地里。

严明昌：那小孩，大人小孩，天蒙蒙亮，下田该做的做，该薅的薅，该收的收，那它这个劳力整个调动起来了。

严宏昌：人人都去抢那个集体的粪，过去的牛粪多少年没人要的，这一年大家都去抢那个牛粪，最后牛粪挑完了，连围那个牛的院墙，墙土都被挑掉了。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当小岗生产队社员摁了手印，分了地，开始拼命干活时，最先发现的是邻队的社员。当时，全公社都是以组为单位劳动，而唯独小岗是一家一户，而且春耕也比其它队动手早，自己的牛和梨不够，还纷纷去别的队里借。小岗人一下像变了个样，上工特别早，收工特别迟。种种变化，引起了人们的好奇和猜疑。

严美昌：再保密也保密不住，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搞的，这个公社原来公社书记张明楼知道了，小岗村几个人想死了说的，挖社会主义墙角，开起了倒车了。

陆子修：不久呢，被公社知道了，公社叫他合起来，凤阳大包干到组，怎么搞到户里去了，你一个老鼠坏一锅粥。

小岗人的行为让公社非常震惊，公社书记似信非信，就亲自到小岗蹲点检查。

严俊昌：头一天看我一天，第二天看一天，第三天看一天，我这三夜确实睡不着觉了，我第四天向他汇报了，我确实分到户了，他当时吓的，他把两手在大腿上贴着，他说你是现行反革命。我说党委书记你放心，哪怕拉去杀头，只要我气管没割断只要能说话，我绝对不会诬赖你的，他说我跳到黄河都洗不清了，他吓跑掉了，跑掉呢，他向县里汇报了。

就在小岗分田到户不久，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一版头条登载文章，反对包产到组的做法。这一精神通过广播在凤阳家喻户晓，严宏昌为此惊出一身冷汗。恰恰就在这个时候，他得到通知要他第二天去一趟公社，大家都觉得这一下凶多吉少。

严宏昌：4点来钟我就起来，反正自己一夜没睡觉，起来以后那个时候四个小孩，我就起来看看小孩，我洗洗脸，我最后跟我家属讲了。

严宏昌妻子：他说你做最坏的打算，找你弟弟姊妹四个，一定要把这四个小孩带长大成人，来生再报答你们的恩情，一说就这样就淌眼泪了，淌眼泪哭了，怎么弄呢，我也害怕了。

严宏昌虽然没有被抓，但公社宣布取消小岗村的牛草、化肥以及种子供应，要求他们立即合并起来。当时，没有公社的批条，个人无权购买种子。就在此时，县委书记陈庭园也前来小岗村调查。

严宏昌：他说你分到户了，你觉得你这样你能干好吗？我说陈书记，如果真要叫我们这样干，我说我保证，我入一个人头给你，我头都入给你，能叫我们这样干，我到秋天我们一定能干好，他就跟我讲说他说宏昌呀，这样吧，不给你们的东西你们就不要要了，我看我来跟你们公社干部说一下，把种子给你们。

支道友：我们都在内心当中都在支持这件事，我们都想老百姓这样做法是对的，我们就不要去批评它，我不要去宣传它，我们再看一看，一年以后到底怎么样，陈书记说有道理，也有道理，我们俩交换了意见。陈庭元同志当时的态度，因为他过去当县长时被打成右派了，这个时候呢，对这个问题表态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他的内心是支持三农，对老百姓还是很亲农的，对老百姓的生活，对老百姓的现状他是比较了解的，他是很同情的。

陆子修：这样子保留下来了，干一年再说吧。

1979年的小岗生产队，人铆足了劲，地也铆足了劲。小岗人精耕细作，一年功夫，生活就彻底变样。全队粮食总产135000斤，相当于1966年至1970年5年的总和；油料总产35500斤，超过过去20年的总和；全队人均收入400多元，是上一年的20多倍。

严美昌：家里睡觉的床，破床抬门外去了，铺了点草就睡粮食上了，就两间屋子，家里还有花生，又是芋头，又是芋头干子，又是水稻，又是收的豆子，整个家里，把两间房堆这么高都是粮食，人睡在粮食上面，那睡的，那心情不一样了，那感觉特别快活，也不要去要饭了。

严俊昌：我们18户杀了19头猪，我家老兄弟杀那个猪大，不是现在这个猪，都三四百斤，那个大缸腌一缸肉。

当年，县委研究室干部吴庭美写了一份调研报告，真实记录了小岗的丰收和喜悦。这份报告先后送达当时的滁县地委书记王玉昭和安徽省委书记万里。

1980年元月，万里亲自来小岗村考察。他挨门逐户查看了农民的收入情况，然后在严宏昌家与群众拉起了家常。　　　　

严宏昌：我说万书记，如果还有人说我是拉社会主义倒车，说我是走资本主义现行犯革命怎么办呢？他说这个事你放心，你这个官司，你交给我给你打，你们地方能批你们干一年，干一年，我批你们干五年，当时这几句话说的，那真是我们笑的眼泪都下来了呀。

严俊昌：上车的时候他把玻璃摇下来，车走的很慢，就第一次教导来讲呢，粮收多了，最少一户要留到最少一年余粮，多的三年。粮食收多了，搞好养殖业，喂几头猪到年底杀一头大的，肥的，庆祝一个春节，幸福的一个家庭。

万里视察小岗之后，1980年5月，邓小平在一次重要谈话中说道，“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对安徽等地率先实行的农村改革给予了肯定和支持。

陆子修：一锤定音了，邓小平讲过了，他肯定了大包干，肯定了包干到户，也肯定了包产到户，那不解决问题了吗，所以全国就推开了。

之后，中央连续出台文件，使中国农民首创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逐渐成为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主流。亿万农民的积极性创造性空前迸发，仅仅4、5年时间，中国政府就向世界宣告，人口众多的中国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

改革开放30年来，小岗村的年人均收入从20多元变为6000多元；昔日的茅草屋被气派的楼房取而代之；过去缺梨少牛，现在家家拥有农业机械；特色种植、规模养殖和旅游开发正为小岗人开辟多元化的增收途径。

30年后的今天，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赋予农民更长久更自主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小岗人包干到户的壮举已经成为历史，他们正在这片土上创造新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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