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电子厂，在珠江三角洲，这样的工厂有千千万万。每年春节前后，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工就会像候鸟一般，在这里和各自的家乡之间往来迁徙。今年21岁的张婷婷来自湖北农村，四年前她就远离家乡来到这片陌生的土地。

张婷婷深圳市联创集团员工：因为家里条件不好，然后我爸妈身体也不好，为了减轻他们的负担，就出来打工了。

深圳四年的打工经历，张婷婷的身上很难再找到传统印象中农村女孩的感觉，和她一样，许许多多年青人沿着一条乡村到城市的路，告别了故乡的泥土，来到城市这紧张忙碌的流水线，他们羡慕和为之奋斗的生活，已经成了他们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杨奎深圳市联创集团员工：家里感觉没有什么发展的空间，在农村也不想面朝黄土背朝天，就想出来找一下机会。

罗冰深圳市联创集团员工：总要自己出来闯，总要有自己的生活，是不是？

这些20岁左右从农村来的年青人，很多几乎没有从事过农业生产，在他们的眼里，父辈在土地上辛勤劳作的背影越来越模糊，也许他们并不清楚，自己究竟是属于故乡还是身处的这个城市。而对于全国2亿多的农民工这个群体来说，这条从乡村到城市的路已经走了二十多年，从无到有，由窄到宽，而且还在不断向前延伸……

这里是重庆市巴南区的惠民返乡创业园，53岁的曹成荣是一家废旧金属加工企业的董事长，2008年，他的企业营业收入达到3亿元，跻身重庆市民营企业100强之列。然而40年前，同样是在这块土地上，曹成荣却在为怎样填饱肚子发愁。

曹成荣重庆众强有色金属有限公司董事长：在生产队上班，给我们三个工分的工资，总分是十个工分，只给你三分，我们的劳动日一天十分满分得八分钱，你天天干，你还倒补粮食款，要倒补款。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为加速实现工业化，实行了农产品“统购统销”的政策，采取提高工业品价格、压低农产品价格的办法，解决工业化的资金积累问题。1958年《户口登记条例》颁布实施，严格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以户籍制度为基础，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两种差别待遇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开始形成。

曹成荣：居民国家供应的有粮票，农民没有，这是起码的，城镇户口有油票，以前有布票，各种票都是国家给你供应的，叫低价，买什么都低价，农民没有这些你就去买高价，你要穿布要买布票，要到城里去吃饭要粮票。

韩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在户籍制度下其实农民就像棋盘上的一颗棋子，他没有流动的活性也没有流动的权利。

那时的乡村和城市就像一条铁道的两根钢轨，很少有接触的机会。对农民来说，城市生活就是一种高不可攀的生活。

曹成荣：农村人，你始终那个时候想的话，你是什么虫就钻什么木，你莫去想高攀，那个时候说实在话，城里人，他有工资，天干水旱都不怕的，农村人反正天干了你就要挨饿，就这样子，很简单。

因为农民没有粮票，到城里去吃不上饭，学过几年泥瓦活的曹成荣从1973年开始到周边的城镇去干点修理房屋的活，但他必须先到生产队开证明，有了这个证明，才有劳动指标，有了劳动指标，他才能拿到配给的粮票。所以，在曹成荣的印象中，那时候这个证明比什么都更重要。

曹成荣：随时随地要揣在包包，要来问的，清查的，好，你就要把这个证明拿出来，拿不出来，就要赶你走，你叫不合法的，没有合法手续的。

当时跟曹成荣一起干活的工人中，有的因为是城市户口，属于招工进去的正式工，他们的收入不仅要比曹成荣高，而且稳定得多。

曹成荣：正式工高得多，正式工做不做，一天打一头不上班，他都能拿到工资，是好多钱一个月，它是月薪制，粮票这些什么都不管。

在那个年代，中国还没有农民工这个概念，只有正式工和临时工，正式工必须是城市户口，而农民只能是临时工。

接下来的岁月，曹成荣凭着自己勤劳的双手，从泥瓦工做起，到开始承包小的建筑工程，事业和生活逐渐有了起色，但是对于未来，曹成荣依然没有更多的奢望，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才能和城市居民享受一样的待遇。

这个正在工地上指挥大家干活的人名叫康厚明，他是首批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之一，这也成了中国重视农民工问题的一个象征。

因为家里兄弟姐妹多，生活穷困，1978年，康厚明从重庆市永川县农村的家乡走出来，跟着几个叔叔到县城打点零工。

康厚明重庆市城建控股（集团）员工：招工对我们农民工出来没有可能，不可能招为正式工也不可能招为合同工，来了就是给他们搞点建筑，或者做点脏的累的这种活。

1984年，康厚明带着打工攒下的4000多块钱回老家结婚。就在这一年的10月，国务院颁布《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入县镇。从1958年实行的禁止农民进城务工的规定，第一次出现了松动，外出打工的农民一下子突破了2000万。对于这个突然大量增加的人群，学术界首先提出了“农民工”的称谓，并且逐渐被全社会广泛使用。在这之前，康厚明的记忆里却并非如此。

康厚明：以前那个市民说对农民的看法，因为他想一些比较低级的词或者说名词来代替我们农民工，他就说，比如说，说盲流还比较好，他没有说你傻子可以了，或者想一些下等的词语来代替我们的身份。

由“盲流”改为“农民工”，进城务工农民在称谓上得到了平等的对待，然而社会对他们的眼光却没有多大变化。即便这样，由于农业生产的收益不断下降，从1988年开始，越来越多农民工涌入城市。而当时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所有的公共部门都是只管城市不管农村，大规模农村人口进城所带来的各种需求，使得各个部门的财政压力空前加大，所以，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进城的农民还是不被鼓励的。

马晓河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80年代中期以后，农村劳动力进入东南沿海，进入城市以后，他没有任何福利，就是低工资，10年工资不变，劳动保障什么都没有。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可以说是叫赤裸裸地为国家工业化作出了巨大贡献。

1992年，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东南沿海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支撑起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高速增长。与此同时推进的粮食购销体制改革、农副产品完全放开等等改革措施，使得农民进城彻底告别了依靠票证才能生存的状态，一轮更大规模的农民进城高峰从那时起一直延续到现在。

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移民行动之一，上亿的农民放弃了传统的农村生活，来到城市寻找致富的机会。面对汹涌而来的民工潮，工业化、城市化高速发展的中国是否做好了准备？

1997年，康厚明离开家乡重庆，在亲戚的帮助下，他在广东省东莞市的一家工厂找到一份工作。

康厚明：因为那个地方比较开放一些，很多人都希望到那里去打工，好像那里，那个时候很好找钱，比家乡好，然后我也跟着他们去了，去了的时候由于早先联系好了，联系好了去就上班，那里打工比起在家乡的经济收入要多一些。

收入增加了，康厚明却很难高兴起来，他很想把妻子和10岁的儿子接到广东去，好照顾他们，但是，这个愿望最终没能实现。

康厚明：当时那边打工，自己能找到工作就不错了，还有一个你自己去的话都是住集体宿舍，住宿是很不方便的，生活就是职工食堂，不可能你要带老婆或者带儿子是不可能的，要这样的话老板肯定不要你。

因为很难解决一家三口在广东的住宿问题，再加上正在读书的儿子无法进入当地的学校上学。第二年，康厚明回到重庆在城建系统当了一名临时工，参与道路、桥梁等市政工程的施工。

康厚明离开广东，选择了和家人团聚，然而有更多的农民工从全国各地抛妻别子来到这里。差不多在康厚明返回重庆的时候，一个叫张全收的河南农民来到深圳，这已是他第二次来这里打工。

张全收深圳市全顺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在90年代的时候，你看农民工来到这儿，一是工资待遇也很低，加班都是两点，三点，甚至通宵，拿了一点工资。

张全收和所有的农民工一样，愿意承担所有的困难，目的非常简单，就是为了多挣点钱，改善自己以及家人的生活，只要能够不回农村去就行。

张全收：上学的时候就想着将来长大以后要出来到哪个城市去开个小餐馆，当个小老板，还是将来有了钱之后在城市生活，觉得比农村好多了，小的时候有这个愿望。

早在1993年，张全收借了25块钱就只身来到深圳，开餐厅、跑客运……换了不少工作，到了1999年，张全收好不容易积攒了一些资金，他开办了一个玩具加工厂。几年下来，钱没赚到多少，但是他发现了一个现象。

张全收：很多企业它都是季节性的，没有定单它不招工人，招工人要养他，要花费很大的代价，有定单了之后，它又招不到工人，定单做完了之后，它又把工人赶出去。

深圳很多中小企业都是从事外贸加工，订单来了找工人干活，没有订单的时候又赶工人走。这潮涨潮落的规律谁也掌握不准。经常是这个加工厂没活干，那个厂却等着要人。大家都清楚这种情况，没有人把它当回事，但张全收觉得这里面大有文章可做，他开始有意地多招收一些工人，不仅满足自己的用工需求，还有偿借给别的加工厂用。

张全收：我们合作的厂家比较多，你玩具厂没有定单了，我就可以到文具厂，电子厂，其他厂，鞋厂都可以去，等到你有定单了，你是我的合作伙伴，我一个厂给你拉出来30个工人，10个厂就可以给你拉出来300个工人，这样你说是不是给企业带来了方便？

但是，情况并没有张全收想像得那么乐观，因为随意辞退农民工的现象还很普遍，加工厂没必要跟他合作。不过，很快社会大环境开始有所改变。2004年，珠三角地区出现“民工荒”，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力供需市场第一次出现逆转迹象。张全收干脆关了玩具厂，成立了劳务派遣公司。他手下的工人数量由几百人、几千人逐渐增加到上万人。他调兵遣将，哪个厂要人，他就调人过去，这个厂干完了，就调到另外一个厂。厂方接收张全收的工人，要支付比正常工资更多的费用，来换取用工的方便和无风险。

这以后，张全收的劳务派遣市场一年比一年好，他从河南老家招收了大量的农民工，同时，他也向这些河南老乡做出承诺。

张全收：我们有一个口号，包年薪，一年包你挣多少，包月薪，每个月让你拿多少，没有活干也照样发工资，重大疾病，意外伤害实行全包，发现问题，及时处理，我们这个保全模式就是这样出来了。

“保全模式”是一些专家给起的名，张全收创造性地把许许多多分散的、单个的农民工集中起来，解决就业、维护权益的做法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肯定。

张全收：有什么事我们有代表可以去谈判，你企业再不讲理，我们有员工代表可以到政府部门，可以给你讨一个公道，单个的人肯定的，你出来打工你会受到很大的委屈。

张全收陆续解决了将近30万河南籍农民工的就业，最多的时候同时拥有2万多人。企业老板欠薪逃跑，他自己拿钱发工资；金融危机导致企业破产，工人没有活干，他仍然免费提供吃住，每天还发40块钱的生活费。因此，张全收也得了个外号叫“农民工司令”，2008年，他被选为河南省的全国人大代表。

2008年3月5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45岁的康厚明成了各大媒体追逐的对象。作为全国2亿多农民工的代言人，他很好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提的建议全都跟农民工有关。

康厚明：我觉得农民工的社会养老保险非常重要的，因为以前跟我一起带我出来打工的叔叔们，他们已经退休了，他们退休现在的日子很难过，他们原因就是没有养老保险。我就针对这个问题提了一点建议。

2002年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了“城乡统筹”，并且把“城乡二元结构”这个体制问题写进了文件，对农民工的关注从改善劳动条件，不拖欠工资等上升到社会保障、子女就学、进城落户等深层次的问题。2004年的一号文件正式提出：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次肯定了农民工对城市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然而，由于原有制度的不足，缺少针对农民工特点的考虑，以社会保障为例，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外出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的人数不到两千四百万人，仅占在城镇就业农民工的百分之十几。

韩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你比如说现在广东，农民工参加了当地的城镇基本养老保险，但是他就打三年工，他到第四年回到老家的话，他带不走，带不走他就只能退保，退保的话只能够退他个人缴纳的部分，那么企业给他缴纳的这一块实际上就沉淀在广东当地了。

康厚明：在广东打工退保的就有上千万人，这笔费用是多少钱啊，对农民工是非常大的一个损失。

因为不能转移，许多农民工无奈地选择了退保，舍弃了原本属于他们的权益。在社会各界的关注下，这个问题得到了各级政府的重视，正在逐步得到解决。

马晓河：各种社会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的接续是下一步需要改的，国家现在最近正在出这个方案，就是说农民在北京、在重庆、在深圳我到哪去我都可以带着我的保险去转移接续，没有任何制度障碍，没有任何成本。

2007年7月，重庆市刚被批准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不到一个月，就在全国率先为农民工“量身定做”社会保险制度。实行单位费率10%，个人费率5%，分别比城镇基本养老保险低10个百分点和3个百分点，其中14个百分点计入农民工的个人账户，在重庆市内可以转移带走，从制度上解决了转移接续问题。同时，重庆还建立了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制度，农民工自己每个月缴5元，每年最高可以报销23万元，待遇水平与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基本接近。

徐强重庆市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办公室副主任：农民工就占了我们重庆农村劳动人口的52.2%，如何来解决他的社会保障，他的稳定的生活和一些城乡一体的这种制度设计，那么对于我们统筹城乡来说，是很大的一个群体。

重庆是我国主要的劳动力输出地之一，3200多万人口中有将近800万的农民工在市内和市外的城市务工。重庆市把解决农民工问题作为统筹城乡改革的主要内容，政府、企业等社会各部门共同努力，建立了以重庆为基地的“全国劳务电子商务平台”等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服务体系。此外，还开辟了农民工户籍转入城镇的绿色通道，放宽了户口迁移限制。

徐强：只要在城市有稳定的职业，有稳定的收入来源，那么进城以后，可以购买住房，稳定居住，那么农民工就可以户口就进入绿色通道，在自愿的情况下进入绿色通道。

2007年11月4日，对所有重庆市的农民工来说是个特别的日子，他们作为社会的一个群体，第一次拥有了属于自己的节日。

徐强：这是在全国第一个设立农民工日，就是想通过设立农民工日，这样一种特殊的形式，通过人大立法确立了纪念日，来倡导全社会关注农民工。

现在，康厚明是重庆城建集团的技术能手，全国劳动模范，今年4月，他刚刚把户口从农村迁到了市区，成了一个新市民；曹成荣放弃了可以转成城市户籍的机会，一门心思准备把企业做大；深圳的张全收把目光投向了农民工的培训，他正在打造一个从农民工培训、就业到厂房出租、劳务派遣的庞大计划。相比这几个已经成功的农民工，在节目开头出现在电子厂打工的那几个年轻人又在想些什么呢？

张婷婷：将来想找一份自己理想的工作，然后赚很多钱，希望能把我爸妈的病治好。

杨奎：现在在这儿做，还不是想好好地做，自己有机会的话还不是想往上慢慢地升。

罗冰：不考虑长期在这里打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我有我的目标我要去发展。但是不知道干嘛，现在年龄还小。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将有更多的农民离开土地，到城市谋生。现在，农民工在城市的就业、社会保障、子女就学等方面的待遇都有了很大的改善，走过60年的新中国必须感谢他们，让他们与城市居民一起享受中国发展的成果。

徐强：没有农民工这个概念的时候，农民工问题就彻底解决了。

韩俊：实际上农民工最终只有他真正融入城镇了，这个城乡二元结构的破除，才真正有希望。

>>返回 致富经 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