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20年，国际货币体系分裂成几个相互竞争的货币集团，每一集团都以牺牲他人利益为代价，货币竞相贬值，呈现出－种无政府状态，亟需一个强势货币。
二战以后，世界经济、政治、军事格局洗牌，美国的经济、军事实力在全世界处于绝对优势，成为资本主义世界当之无愧的盟主。经济方面，美国以世界6％的人口和土地面积，占有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量的2／3，外贸出口额的1／3，黄金储备的3／4。农业方面，生产资本主义世界1／3的小麦，1／2的棉花，70％的玉米。同时，美国占资本主义世界煤和石油62％的开采量，冶炼61％的钢；生产48％的电力和84％汽车；拥有全世界84％的民用飞机，85％的冰箱和洗衣机。
全方位的超强实力，使得美元应时而出。
1944年7月，44个国家的代表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公园”召开联合国和盟国货币金融会议，史称“布雷顿森林会议”。本次会议的成果之一，就是美元与黄金挂钩，35美元兑换一盎司黄金；成员国货币和美元挂钩，实行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制度。
“布雷顿森林体系”同时建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BG）两大国际金融机构。前者负责向成员国提供短期资金借贷，目的为保障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后者提供中长期信贷来促进成员国经济复苏。
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美元世界货币的地位，美元和黄金挂钩的制度，结束了混乱的国际金融秩序。同时，美元作为储备货币和国际清偿手段，弥补了黄金的不足，促进了国际贸易和跨国投资。
20世纪60至70年代，美国采取通货膨胀政策扩大资本输出，维持海外军事费用，导致美国从1946年至1971年间26个财政年度，年年财政赤字，累计达1156亿美元。1950至1971年美国国际收支逆差达710亿美元，国际贸易状况急转直下，美元急剧贬值，黄金价格上升。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伴随着欧洲多国经济渐复苏，僵化的固定汇率弊端渐露。由于不少国家认为固定汇率于己不利，于是逐渐使用本国货币兑换黄金，美国的黄金储备开始流失，从1949年的246亿美元下降到1971年的102亿美元，黄金储备已经流失了三分之二。美元兑黄金、美元与西方货币固定汇率已经无力维持。
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实行新经济政策，停止世界各国中央银行持有的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同时各国中央银行也不再承担兑美元的固定比价。
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为了打击对手以色列及支持以色列的国家，宣布石油禁运，原油价格从1973年的每桶不到三美元涨到超过13美元。原油价格暴涨引起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衰退，美国GDP增长下降4.7％，欧洲整体的增长下降2.5％，日本下降7％。
1974年，英国正式宣布英镑与美元脱钩，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日本、加拿大等国也纷纷宣布实行浮动汇率制，美元世界货币中心体系彻底瓦解。
美元崩溃，货币多中心局面出现，日元曾被预测是最有力的挑战者。
20世纪70年代，全球货币事务的许多观察家纷纷就未来“多中心”的全球货币体系做出预测，日元被看好。从1972年左右开始的10年之内，日元成为各国央行储备货币。但是到1992年，日元国际化的步伐因经济衰退而终结，当时仅占全球储备的8.2％。
日本的经济衰退肇始于《广场协议》。
1985年9月22日，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及西德等5个工业发达国家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于美国纽约的广场饭店签下《广场协议》，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使美元对日元及马克等主要货币汇率下调，以解决美国巨额贸易赤字。
《广场协议》签订后，美元被大量抛售，迅速大幅贬值。协议签订后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日元兑美元升值20％；1985年至1989年，日元汇率从1美元兑240日元上升到120日元，1990年至1995年，日元汇率1美元兑80日元。日元的巨大升幅，导致日本经济停止增长乃至严重衰退，至今未能恢复元气。
另一个潜在的挑战者是欧元。
2002年1月1日由欧洲国家发起，迄今欧元区已有18个成员国、3.3亿人口。从1999年到2003年，欧元份额显著增加，并在2003年达到顶峰后保持稳定。但2009年底发生的希腊债务危机，使欧元大受打击。2010年起欧洲其它国家陷入危机，整个欧盟都受到债务危机困扰，欧元大幅下跌，欧洲股市暴挫。欧元兑美元从2008年最高1欧元兑换月1.6美元，跌至2010年1欧元兑换1.2美元。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今年一月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去年第三季度，全球外汇储备总量达到11.4万亿美元，创下纪录新高。美元在全球央行所持外汇储备中占据的比重为61.44％，欧元的储备增至1.5万亿美元，比重达到24.2％；日元储备比重从3.89％降至3.86％。从目前各国央行货币储备占比明显看出，欧元、日元无法挑战美元地位。
进入2014年，美国经济复苏迹象明显，美元的国际主要货币地位得以加强。
耶伦新官上任，对言行尺度的拿捏与股市间的互动，显然还未学到如其前辈格林斯潘和柏南克般的火候，Fed任何风吹草动，股市就跟着“打摆子”。譬如耶伦前一次谈话，被解读为美国货币政策提前“由松转紧”，对全球风险性资产是一大利空，股市应声大跌，资金效应迄今在持续。
事后有人认为，耶伦犯了生手常见的错误，在该模糊处理时表达得太过具体；不过也有媒体力挺耶伦，例如，时代杂志(Time)认为，耶伦的说法其实是深思熟虑的决定。不管耶伦的说法是生手错误或深思熟虑，确定的是，美国明年大概升息升定了，没有模糊空间，既然如此，所有资金的布局当然得在最短时间内，重新审视及调整。
回顾一下耶伦前一次记者会的“威力”，隔日亚洲股、汇市一片惨绿，日经、港股、韩股、印度尼西亚股市无一幸免；印度尼西亚盾兑美元更重贬1%，创四个月单日最大跌幅，韩元、菲律宾披索、泰铢与印度卢比贬幅均超过0.5%。其间不是与美股连动而已，还包括资金挪移，灾区也不只东南亚。
记得去年底前任Fed主席柏南克宣布，每月将少买100亿美元公债时，也引发东南亚及印度股汇市大跌，甚至还引起亚洲金融风暴是否再起的疑虑，其他国家则实质经济体质较好，反而成为资金避风港。
但这次状况显然不同，其他国家亦无法免除受到资金外移影响，日本股市蜜月期看来似乎已近尾声，过去国际资金之所以纷纷往日本跑，是因为美欧经济不稳，资金躲进日本公债，日圆贬值后，这些资金由债转股，造成日股上涨，如今，美国经济回稳，资本市场报酬率即将上升，资金此时不走尚待何时！
韩国部分，近来出口及生产状况不佳，再加上韩政府不希望韩元升值，因此，资金也无兴趣。俄国就更不用说了，在美国与欧盟宣布对俄国支持克里米亚地区脱离乌克兰独立施以制裁后，首季资本外逃便达700亿美元，逼得俄国经济副部长贝里亚柯夫不得不承认，“经济情况显示明显的危机迹象”。[详细]
尽管数据显示美国产出指数有所下滑，但市场预计美国就业人数仍会强劲反弹。这可能是因为投资者并不认为近期经济表现不佳应该被着重考虑，也加强了近期经济是受天气影响的预期。非农数据虽然夺人眼球，但在关注指标发布情况的同时，也需要牢记以下事项。
首先，不要指望本次的非农就业数据能够给出就业市场实质性的全景信号。现在就业人数轻易上升的阶段已过，无论是就业市场内生性改善还是美联储采取的刺激行动，类似的影响早已部分释放。就业人口大幅增长也变得难以指望，因为令人担忧的美国经济问题变得越发深入且顽固，并深植于就业市场。这种情况在长期和青年失业人群中显得尤其严峻。
其次，总体数据对于未来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启示可能也着实有限。本月稍早，美联储主席耶伦正式确认市场先前预期，将放弃决定未来利率水平的失业率门槛指标，进而纳入更为广泛的量化且质化的就业市场参考，同时强调通胀率处在过低水平。
再次，这些备受关注的数据已失去了经济未来形势领先指标的指向功能。不只是在政策信号方面的提升作用被削弱，就业报告也不再是经济未来表现的有效风向标。一段时间以来，就业报告传递的信息内容虽然给出的是经济滞后表现，但也是重要的前瞻性数据。然而现在的就业环境已难以成为体现经济和政策动向的有力驱动。这些角色已经转移到企业投资方面，以及地缘政治风险，前者主要体现为经济的上行风险，后者则相反。
综合上述因素，3月非农就业数据将确认，尽管美国就业市场逐渐改善，但该市场依旧面临重大挑战，特别是在就业形势依然处在难以令人心安的低水平均衡状态的情况下。
中国国际期货有限公司研究院副院长王红英表示，美联储QE新政策表明，美国经济实现了从股市端到终端实体经济的真正复苏态势，未来美元即将迈入升值周期。就中国来讲，美元加速回流短期内可能会加速人民币贬值，但风险总体可控。
招商证券宏观分析师谢亚轩表示，耶伦对结束低利率时点的表述由此前的“相当长时间”转为“6个月左右”强化市场对美联储提前加息的预期。从美股指和国债等资产价格的表现看，此举的负面影响超市场预期。预计人民币汇率将迎来扩大波幅后的第一次真正考验。
谢亚轩判断，二季度可能出现人民币的年内低点，最低水平看在6.24，短期下跌到6.3的可能性很小。
“央行或会允许人民币汇率有更大幅度的调整，以明确建立双边波动机制，惩治恶意套利投机。另外，人民币适度贬值顺应基本面，”中信银行资深国际金融分析师刘维明认为，人民币对美元在6.3－6.5区间都是可以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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