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市“挤出效应”凸显

　　无论是农民还是其他身份的从业人员，选择某个城市工作生活，都是在整体权衡下做出的选择。在考虑到自己择业能力的前提下，从业者自然而然会选择回报更为丰厚、生活更加优越的城市，在相对更加优质的公共资源背景下，同样的工作付出，得到的回报却不一样。这正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人口膨胀的主要原因。数据显示，在北京等一线城市，跟随农民工入城的流动儿童人数已远远超过本地户籍儿童。

　　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9月份，北京常住人口数量已经突破2000万。上海市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公报显示，上海2013年人口达到2380.43万。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广州市人口达1300多万，深圳市2013年常住人口也达到1300多万。人口高度密集、生活资源紧张、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大城市病，也因此而发。在巨大的人口压力下，一线甚至二线城市的生活质量正在变得越来越不尽如人意。

新“候鸟式生存”

　　大城市谋生、小城市买房，这是继早期农民工式的“人户分离”之后发生的新一轮“人房分离”现象。调查显示，大部分三线城市房屋空置率居高，正是由于购房者往往被迫继续外出就业。以安徽定远为例，该县由于处在高铁沿线，使得城镇面貌和消费形态发生剧烈变化，不但大中城市常见的消费内容变得常见，在相比以往出行更加高效便捷的情况下，高达百分之七八十的青壮年劳动力都外出打工，而当地由于收入偏低，企业招工困难。类似的事情同样发生在武汉这样的大城市周围，虽然离武汉只有一个多小时车程，但周边的黄冈、鄂州等城市，大量已购房屋空置，中青年房主均在外地打工，这样的情况在西安、兰州周边小城市也并不少见。

　　有分析认为，目前逃离北上广的，相当一部分可能恰好是精英人才，对中小城市的发展有一定的人才支持作用。然而如何有效接纳这些人才，需要政府在制度安排上有所作为，如果连高技术人才都无法吸引，中小城市的产业支撑就无法实现，在新一轮经济结构调整的背景下，产业转移也无法有效完成。

造城运动VS新农村

　　近年来，城镇化在许多地方被理解为房地产开发。大规模的“造城运动”，在二三线城市甚至大部分城镇表现得相当突出。政府买地，地产商盖房赚钱，都在各取所需。然而在土地财政和持久不衰的房地产开发热潮下，两个显著的问题困扰着中小城市的城镇化：一方面是小城市对人口的吸附能力较差；另一方面是低就业和低支付能力，造成大量的房产房屋空置，将真正对小城市有兴趣的人群被挡在外围——农民根本无力购买高价小区。

　　在许多地方，“造城运动”已经延伸到小城镇，与早年启动的“新农村”建设发生重叠。这种齐头并进的现象，甚至让一些地方施政者也对政策难以准确把握。2009年，笔者在山西东南部和内蒙古东部调查采访，便有地方领导干部坦言，由于新农村和城镇化齐头推进，他们也很难把握政策的整体思路：究竟是将精力投入到农村，使新农村“城镇化”，还是索性农民都进城？政策误读和思路的反复，造成很多资源浪费。媒体曝出的河南济源大规模拆迁，就印证了这一事实：为了“济东新区开发”而迅速完成的拆迁建筑中，就有大量两三年前搞新农村建设时期修的新房子，以及一些新建的养殖场等其他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