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

　　4月9日-11日，博鳌亚洲论坛2010年年会在中国海南博鳌举行，本届年会主题为“绿色复苏：亚洲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选择”。在4月10日下午召开的“消费：亚洲经济的软肋”论坛上，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表示，反对政府做太多的事情，政府做太多事情将来可能是问题。现在一说低收入阶层，就说政府补贴这个、补贴那个，这个不可持久，民粹主义导致一个国家破产，过早地人为提升某些价格，可能会导致另外一些人永远得不到新的就业。

　　以下是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的发言实录：

　　白岩松：接下来的问题问樊纲先生，政府在这里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怎么刺激，或者自己也要让利，自己用政策刺激，营造这种环境，让大家能消费，让他不是软肋。

　　樊纲：我首先说一点，关于消费的定义，消费的概念，恐怕有很多模糊的地方，其中包括一个重要的模糊地方，现在我们住房的投资是列在投资当中的，是不列在消费里面的，这是第一。第二，政府的很多投资你想想他是基础设施的话，有很多东西属于长期耐用公共消费品，比如说地铁，地铁严格来说不是生产品，是大家每天用的，他是一种投资，今年一百年都会用，不是当年的消费也是人们的消费，现在人们出行都是靠公共交通，城市基础设施也是消费品，而不是投资品，中国投资是不是投资过剩？如果投在这上面，问题不是特别大。陈志武教授说了消费是投资，我反过来说投资是消费，政府做的不都是坏事情，建了这么多基础设施是一个好事情，我们有这么多储蓄是问题，但既然有这么多储蓄，吃了、喝了，浪费掉了，作为经济学者希望建更多的东西，为今后中国发展打下基础。毕竟我们还是相对落后的国家。我同意陈志武教授说的，美国1850年到1920年，已经到了上次大危机之前的奢华年代，西方发展的路径也是这样的，最早清教徒文化是被马克思解释为资本主义之所以发展，是有人存了第一桶金，有人节俭，有人储蓄才能发展，当人们的生产能力超越消费能力之后，社会思潮开始转型，特别是金融体系要适合于新的趋势，你能够使大家向自己的未来借钱，中国的这个时间逐步也到了，既然现在储蓄率比较高，一方面要用到基础设施上面去。

　　讲到这个之后，反过来讲政府应该做什么。我反对政府做太多的事情，政府做太多事情将来可能是问题。现在一说低收入阶层，就说政府补贴这个、补贴那个，这个不可持久，民粹主义导致一个国家破产，过早地人为提升某些价格，可能会导致另外一些人永远得不到新的就业。这件事拉美等发展中国家的历史都有这个教训。今天在车上有人跟我说，举了一个秘鲁的例子，发展中国家学了发达国家最先进的社保体系，用不着你是妻子，同居的女朋友企业也要付社保。这是最发达国家的社保体制，如果马上去学，将来不堪重负。我反对政府做太多的事情，政府做得最重要的事情是体制改革，把扭曲的东西扭过来，如果资源价格太低，结果使大家浪费资源，要想办法扭过来。企业该交的税收如果不交，没有转化成居民收入，需要通过财税体制改革，把这部分的收入转化到居民收入当中去。该建的社保体制，医疗都要建，该发展的金融、信贷体制要建，这是政府需要建的事情，而不是政府花钱。现在不是政府喜欢花钱，而是媒体、专家说政府要花钱。其实钱是有出处的，这些钱花出去了，以后要继续花下来，将来造成新的扭曲，将来会造成一种新的失衡，不管高低都是失衡。

　　政府在一定意义上要发挥该发挥得作用，而不是做过多的事情，反倒会使中国的发展进程，包括居民消费的增长将来会打断，有的国家的教训就是什么都打断了，怎么有持续增长、持续发展的观点，仍然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责编：庞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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