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国际金融危机都与世界经济格局变化有内在的逻辑关系。人类总似乎总能从危机中寻找到新的解决方案。无论是美国大萧条后，建立了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金融与货币体系，或是1992年欧洲货币体系危机加速了欧元和欧洲经济同盟的诞生，再或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则改变了传统的以“雁阵模式”为特征的东亚区域分工格局，促进了东盟经济一体化进程。而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也将对全球经济政治格局和发展路径发生了深远影响。中国应该充分利用危机带来的机遇积极推进中国经济结构的重整。

　　1933年大危机前后的世界经济增长格局变化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国家经济步入空前繁荣，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走向垄断。但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经济在一战后的高涨繁荣并没有消除周期性危机的严重弊端。随着世界工业生产能力不断扩张和产品市场逐渐缩小的矛盾日益激化，最终爆发了一场席卷全球并且影响深远的大规模经济危机。

　　1929年危机持续了4年，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和经济受到沉重打击，工业生产率下降40%以上，直接损失高达2500亿美元。但这并不是危机后全球经济格局变化的方向。相反，这次危机的结果大大出乎预料，世界经济力量对比、国际经济秩序甚至货币体系都出现了深刻变化。第一，危机爆发后，美国对生产关系进行了调整，以使其适应社会生产的需要，并最终成为真正的世界强国。第二，德、意、日等国由于内部市场狭小，经济严重依赖外部，经济竞争力脆弱，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和国际市场的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因此逐渐走上扩军备战、以武力夺取国际市场、重新瓜分世界的道路。第三，与危机几乎同期，苏联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1933)，使苏联建成了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并从农业国转变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强国。第四，这次危机使几乎所有大国都放弃了金本位制度。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探索确立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这标志着以美国为主导的新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秩序的最终形成。

　　亚洲金融危机与亚太经济增长格局调整

　　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也是影响当代世界经济格局的一次大型危机。危机爆发之前，亚洲各国的经济关系主要基于“雁行模式”的区域分工结构。但是，高速的经济增长和繁荣使东南亚各国忽略了世界大国之间的经济博弈和货币秩序变化可能对其产生的严重影响。在上世纪80年代广场协议后日元的升值直接导致了泡沫经济的产生。随后日本经济陷入困境，日元对美元贬值成为大势所趋。在此背景下，日本政府附和了美元升值要求，开始推动日元贬值。日美两国经济力量和币值关系变化对于完全融入“雁行模式”，并大量依靠外资、奉行出口主导型经济和采取固定汇率制度的东南亚国家来说，是十分危险的信号。美元升值使实行固定汇率制度的东南亚各国货币具有巨大的贬值压力。日元贬值则使日本出口商在世界上更具价格优势，从而削弱了亚洲竞争者的竞争力。这样，1997年在经济结构和金融体制不相匹配的东南亚国家最先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

　　危机爆发后，亚太经济格局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特点。第一，“雁行模式”被打破。所有参与“雁行模式”分工的国家都依次受到危机冲击。第二，中国经济受到严重考验，国内首次出现通货紧缩局面。但是，鉴于良好的发展预期、国内改革的稳步进行以及人民币对外不贬值承诺，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机遇期。第三，危机也促使东南亚国家加快改革，并加速了东盟区域的经济一体化、东盟与区外国家的自由贸易区以及东盟成员国与区外国家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建立。第四，为防范未来危机，很多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开始大规模积累外汇储备，但是其贸易条件则呈现持续恶化趋势，作为制造业产品主要出口者的中国和泛东亚地区贸易条件的大幅度下降，同时其经济和金融也日益受到美国经济和美元的束缚。

　　本次全球金融危机与世界经济增长格局演变趋势

　　2007年，一场70年来最大的金融危机中止了全球近30年的大景气周期。从对世界经济格局的影响看，此次危机与1929年大萧条有不同之处。1929年大萧条确立了影响至今的世界经济格局，而这次危机则是对既有世界格局的全新挑战。目前，国际经济秩序出现了一些重大调整端倪。第一，危机改变了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进程。当前全球化浪潮的推动力，如开放的市场、全球供应链、跨国公司及私人所有制等受到严重影响，贸易保护主义再度出现，跨国公司向其本国回归。第二，此次危机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导反映出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着严重的系统性缺陷，已经无法适应世界经济的发展新趋势。因而，很多国家呼吁要创造性地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推动国际储备货币向着币值稳定、供应有序、总量可调的方向完善，从根本上维护全球经济稳定和保护各国经济利益。第三，在过去20年，许多新兴经济体开始崛起，并在国际上开始发挥重要作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由包括新兴经济体在内的20国集团共同讨论危机治理和世界经济发展等重大问题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也反映了世界格局出现的新变化。

　　目前还很难判断这些新趋势对国际经济格局究竟有多大程度的影响。这主要还取决于多方因素。第一，危机持续时间。如果时间较短，世界经济格局被迫重塑的范围和可能性将大大降低。第二，美国、日本和欧盟的博弈。美国是一个富有创新力的国家，每次危机都对其是一次历练和提升。此外，美国还掌控着世界货币体系，而欧盟和日本复苏乏力，特别近期欧洲大陆深受主权债务危机困扰，欧元更是遭受诞生以来前所未有的冲击，美国成立西方发达国家战略博弈的胜者。第三，新兴经济体能否真正由国际体系外围进入内核。这最终还要看其发展思路和内部政策能否真正提升自身竞争力、外部影响力以及提升全球要素配置能力。第四，国际资本和贸易变化方向。由于美国开始积极转型，第三产业尤其是金融业有所收缩，第一、第二产业重新快速发展，因此全球资本流量和贸易量可能下降，这势必对大量依靠贸易和国际资本的国家的经济发展形成某种制约。

　　世界经济格局调整还将面临三大挑战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当前世界经济正处于“转弯”进行时，世界经济格局在大调整大变革之中出现了一些新的积极变化的趋势，全面复苏将是一个缓慢而复杂的过程，原有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未来各种不确定性风险正在不断加大。国际货币体系动荡、贸易结构调整、流动性泛滥、各国公共债务约束以及全球金融发展模式修正等深层次重大问题的解决，都难以在短期内取得实质性进展，后危机时期多极博弈格局的复杂性将使世界经济重返平稳增长轨道面临巨大挑战。

　　第一，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没有得到有效撼动。尽管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呼声甚高，但是目前暂时还没有对美元的替代，以多种标准来衡量，美元仍然是世界最重要的货币。在全球国际贸易计价、外汇储备、以及国际金融交易中，使用美元占比分别为48%、61.3%和83.6%，美元仍是广泛应用的世界性现金货币、近百个经济体的汇率基准货币、主导性的储备货币、汇市交易的主要币种、以及国际贸易与债市中的主要计价货币。

　　第二，全球贸易体系出现贸易保护主义风潮。从过去数十年的发展情况来看，以世界贸易组织及其前身关贸总协定为核心的国际贸易体系总体上成功地引导了国际贸易的健康快速发展，并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在经济出于衰退的时候，贸易保护主义、孤立主义特别容易滋生。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之所以旷日持久，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采取了贸易保护措施并引发了欧洲国家的报复，导致国际贸易体系坍塌。而此次贸易保护主义也在恶化升级，世界贸易组织统计显示，2009年全球发起的反倾销调查预计达230-250起，同比增长11%-20%；发起反补贴调查41起，同比增长高达193%。特别是美国经济力图“再实体化”，寄予以出口带动经济增长的结构调整，缓解贸易赤字(对外)和债务赤字(对内)，因此贸易保护主义必将成为美国制衡以中国为代表的出口型经济体的最主要工具。如何捍卫当前的国际贸易体系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第三，国际债务体系失衡还没有被彻底打破。全球金融危机不仅是逆差国与顺差国，消费国与生产国之间的不平衡，更是债务国与债权国之间的不平衡，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债务经济才是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在债务经济的循环过程中，一方是美国经常项目持续的巨额逆差和资源性商品输出国、新兴市场国家日益增长的经常项目盈余，另一方则是充斥着全世界的美国发行、美元计价的各种金融资产，尤其美国发行的巨额债券进入到各国官方的外汇储备和债券市场，为美国财政赤字和债务融资做出了“隐性贡献”。从未来的趋势看，美国这种债务循环并没有发生本质性改变，消费型国家、生产型国家、资源型国家的债务债权链条也很难被打破。

　　世界经济增长格局转变下的中国出路与应对之策

　　在全球经济和金融体系出现种种乱像，错综复杂的各种力量不断形成新的冲击的时候，中国更应做的是通过结构升级把自己的内功练好。

　　首先，通过区域轮动与产业轮动启动中国经济增长新周期

　　从经济周期的动力机制与发展规律看，真正决定经济周期的是新兴技术、产业结构、需求结构特征、资源结构特征以及区域经济模式等根本性因素。如果说过去几十年中国的高速成长得益于全球分工背景下的外向型经济的发展，那么未来必须树立中国经济的主体意识，依靠中国本土战略性产业或资源性大产业的内生经济成长，才是中国实现强国崛起的关键。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区域轮动和产业轮动可能是启动中国新一轮增长的两条路径。

　　中国经济增长的下一个驱动力是工业化、城市化释放出的巨大的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的生产力能量。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各地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区位优势各异，在经济规模、发展水平上的互补性发展是其它国家所不具备的比较优势。那么在中、东、西、北各区域整合和轮动的过程中，资源配置、产业分工、基础设施建设、原材料供应、劳动力转移的规模、范围都将越来越大,从而形成一系列需求扩大、结构升级、经济增长的循环，会真正从区域“发展红利”中获取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巨大动力。

　　那么产业轮动的路径如何选择？可以说，从制造业到服务业，从一般制造业到高科技先进制造业将是未来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两大方向。“中国制造”的战略重点已非过去的加工贸易/轻工业的低端制造，而是占领装备制造业、信息技术产业、航空航天等全球战略产业的高端。因此，产业关联度高、需求弹性大、资金技术密集的先导产业不仅决定了中国工业拓展的范围、深度和效率，也必将对启动新一轮经济增长，改变世界失衡格局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这里涉及两个着力点。第一，整合壮大战略性大产业。关注关乎国家经济安全和经济命脉的大产业，构建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装备制造业、信息产业、航空航天制造业、物流产业等现代工业体系，这是国家长久立于不败之地的根基。

　　第二，发展资源性大产业。中国资源丰富，在矿产、农林、海洋、生态等多个方面具有优势。要坚持以“资源换产业”、以“资源兴产业”的发展理念，积极重组大企业集团，深度开发和利用各地具有优势的资源，延长产业链，培育自主品牌，提高附加值，实现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转化。

　　此外，虚拟经济的应对，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稳步推进与谋划。

　　首先，金融危机可能提前催生两大基础(理论和估值)体系的构建。要敢于挑战西方经典理论。“强大的经济一定要有一个强大而科学的经济理论的支持。中国在大国崛起中，需要建立自己的经济学和金融学体系，要符合中国国情，不能盲从。另外就是必须建立中国自己的、科学有效的资本/资产估值定价体系，以及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合理定价机制，这样不仅能够避免价值虚高和估值不足，发挥资本/资产价格引导资源配置的作用，更重要的是避免经济发展过多地受到国际定价体系和价值体系的牵制。

　　其次，优化金融体系结构，促进金融转型。应该说，中国要成为金融大国、金融强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近年来中国金融改革取得了重大成就，国内金融机构从资本充足率、治理结构、盈利水平等方面看，都较过去有了较大提高。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我国金融总体还处于金融潜化阶段，金融体系资本利用效率不高，金融机构竞争力弱，缺乏金融资产的科学定价体系和机制等，制约中国金融的发展。那么，必须协调好金融大国所需要的制度和环境，规避对制造大国和贸易大国的竞争优势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既要重实体，也要重金融。当前，可以因势利导推动金融体系由间接融资主导向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并举的结构性转型；金融类型由一般商业金融向商业金融、能源金融、农业金融、创业金融等政策性金融并举的三大转型，这些都是推进中国金融深化的发展方向。

　　再次，借助金融危机的契机，加快中国资本的全球化战略布局。中国资本要在全球失衡中寻求破局，变“危”为“机”，积极展开包括产业资本、商业资本、金融资本在内的“中国资本”的全球化配置，我认为这不仅是破除中国在全球贸易分工体系与金融分工体系中处于劣势的关键抉择，更是提高资本投入产出效率，推进经济增长向集约化转型的必由之路。一方面中国还没有经历全面的产业并购，要通过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进一步融合，推动产业并购和结构升级，对外并购将重构中国产业效益，也能减小外部需求萎缩给经济增长带来的压力；另一方面，为推进工业化进程积累战略资源的储备，建立稳定的供给机制和定价机制。

　　最后，提升人民币的全球影响力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国资本“走出去”需要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同步跟进。中国资本“走出去”这一全球战略安排，将大大增加境外对人民币的需求，也是人民币获得更多国际金融市场份额的契机。近期央行正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国际金融市场分析小组4月2日发布的《2009年国际金融市场报告》透露：央行正在研究推动将试点项目由货物贸易扩大至服务贸易。随着试点政策知晓度的提升，企业参与积极性的增强，企业对于服务贸易采用人民币结算的需求也日益突出，有必要将人民币试点由货物贸易扩大至服务贸易。此外，央行还酝酿建立境外人民币投融资渠道，一是在稳步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和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逐步有序地开放境内一部分人民币市场给境外合作的主体，这也是为了境外主体获得人民币和运用人民币的渠道。二是借助现在QFII管道让境外人民币回流国内。三是推进境外机构在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境外人民币资金投资境内债券市场等，真正扩大人民币在国际上的流通。

　　后金融危机时期影响中国经济的各种积极变化和不利影响此长彼消，短期矛盾和长期挑战相互交织，外部压力增加将使内部结构调整趋于复杂化，这决定了中国发展模式必须是开放的，中国应当更加自警自检，如实估量自己，谨行审思，需要因时而动、因势利导做好模式的优化与调整，既促进顺势的发展，又显示逆势的承受力，相信中国发展模式与格局也能够“与时俱进”在更加复杂严峻的挑战中焕发出更大的活力。

　　（作者系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世界经济研究室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后）

责编：庞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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