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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末，将中央政府债务和地方政府债务加总，得到2012年末政府债务总额27 .7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主体部分来自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余额接近14万亿。除了政府性债务之外，非金融企业部门、住户部门、金融部门也是形成债务的主要组成部门。[详细]
我国地方债规模，最权威的数据来源于审计署的两次审计。第一次是2011年3月至5月，审计署全面审计了全国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债务。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底，我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10.7万亿元。从政府层级看，全国省级、市级和县级政府性债务余额分别为3.21万亿元、4.66万亿元和2.84万亿元。
第二次是2012年11月至今年2月，审计署对15个省、3个直辖市本级及其所属的15个省会城市本级、3个市辖区，共计36个地方政府本级2011年以来政府性债务情况进行了审计。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底，36个地方政府本级政府性债务余额3.85万亿元，比2010年增长12.94%。
“导致地方政府负债快速增长有许多原因，诸如加快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兴建大型公益项目等。但透过现象看本质，地方政府负债快速增长不可忽视对体制性原因的分析。”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分析说。
长期以来，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事权划分并不清晰，很多支出项目都由中央和地方共同承担，地方政府支出责任往往超出其可用财力。资金不足，发展却不能滞后。财力缺口越来越大，只有通过隐性举债解决问题。除了被动举债的压力外，地方政府还有主动举债的动力。在“政绩考核”压力下，投资可对GDP有直接的拉动作用，让地方官员“面子上更好看，政绩上更突出”。
2008年金融危机后，地方政府面对经济增速放缓的压力，更有了举债的压力和动力。根据审计署公布的数据，在2010年底，地方政府债务10.7万亿元中，有5.23万亿元形成于2009年和2010年。另外，由于地方隐性债务缺乏必要的透明度和健全的约束机制。地方政府举债投资兴建的一些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大而无当，项目现金流回收“量小而且速度慢”，只能不断挖掘渠道借新债、还旧债。这种新的融资渠道成本更高，地方债务有可能像滚雪球似的不断膨胀。
“从总量上看，中国的总债务水平低于大多数发达经济体，但比南非之外的其他金砖国家都要高，尚处于温和、可控阶段。”李扬称：“鉴于中国的债务水平近年来上升较快，各方应当对此保持警惕。
“我国政府债务不仅总量风险在可控区间，而且客观上政府体系还有较强偿债能力。一是经济保持平稳增长，为国家财力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二是加强财政支出管理，预算公开力度逐年加大，为防范政府债务风险强化了制度基础。三是我国地方债多数用于交通运输、市政工程等基础设施和能源建设，形成了大量可产生现金流的优质资产，为偿债提供了一定保障。”贾康分析说，我国地方债务风险总体可控，但也要注意在局部地区和部分项目领域，仍存在着比较高的风险积累。
最近几年，由于经济增速的减退，地方政府的财税收入也在减少，但庞大的政府开支却并没有减少，这直接导致地方政府对地方债务的依赖也越来越严重。很多省级政府开出举债的口子，其目的已经不是为了投入某个投资项目，而是用来应付日常的财政开支。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地方政府的偿还债务能力将形成严重的问题，并最终将倒逼中央政府为地方政府的债务买单。因此，严格控制地方政府债务，不让地方债的口子开得更大，已经成为目前经济调控的一个当务之急。
2010年末，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为10.7万亿元。截至2012年底，抽查审计的36个地方政府本级政府性债务余额比2010年增长了12.94%，其中有9个省会城市本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率超过100%，最高达189%。局部地区债务增长较快，造成债务风险不断积累。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把控制和化解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作为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把短期应对措施和长期制度建设结合起来，做好化解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各项工作；加强源头规范，把地方政府性债务分门别类纳入全口径预算管理，严格政府举债程序；明确责任落实，省区市政府要对本地区地方政府性债务负责任；强化教育和考核，从思想上纠正不正确的政绩导向。[详细]
地方政府债之所以形成了一个尾大不掉的问题，关键在于政府在经济运行中占有了过多的话语权，其行政权力不受制约，可以轻易地打开举债的口子。因此，要解决地方债务庞大的问题，最根本的还是积极推进政府职能改革，政府不再参与到具体的经济事务之中。当政府职能改变以后，特别是打开某些投资领域的准入空间后，基础建设投资可以按市场化的准则更顺利地推进，政府也可以从这种债务负担中解脱出来，腾出更多财力开展民生建设。
“着力防控债务风险”，这是不久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列入2014年经济工作的六大任务之一。看来，中央整治地方债务问题的决心已下，如何寻求有效管控和监督地方债的办法，并化解其潜在风险，或将成为改革的重点。有人指出，银行体系的风险是当前中国经济值得忧虑的问题之一，这个“风险包袱”系着三大重锤，分别是房地产、地方债和产能过剩，而这三项风险也必然要进入宏观调控的视野，并很大程度上考验着中国经济的韧性。假如地方政府债务迅速膨胀，其相应的债务风险累积也会不断加大，对中国经济健康将形成严重的影响。中央把控制和化解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作为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笔者注意到，无论是从“调结构、转方式”这个根本源头，还是会议提出的诸如严格政府举债程序、明确责任落实和考核以及思想纠偏等措施，都充分体现了中央意在更多地从建立长效机制上来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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