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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三岔五就被舆论热炒一回的“单独二胎”政策终于“靴子落地”。不过,面对此项体现人心所向的利好消息,人们并没有表现出一边倒的皆大欢喜,许多人反倒陷入“生与不生”的矛盾纠结。民调显示,至少有40%符合条件的夫妇并不打算生二胎。尽管其谨慎态度不乏各种理由,但此举或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人们价值观、生育观的务实与理性。[详细]
统计数据显示,实施“单独二孩”政策,我国将有1500万至2000万人受到影响。据相关调查,符合生育新政的夫妇大约50%至60%愿意生育二胎,胎理由主要有:独生子女的童年没有玩伴,过于孤独;隔代抚养、缺乏同龄交际能力,教育成难题;失独家庭上千万,生活失去寄托;一对独生子女家庭将面临赡养四位老人、养育一个孩子的境况,需要有人分担。不愿意生育二胎的理由主要有:经济负担太重,从出生到高校毕业人均花费48万元;精力、情感有限,只想把一个孩子培养成才;找到好工作不容易,不能因为生孩子影响事业发展;生孩子身体走样、不好恢复也成为“畏生”原因。
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1982年定为基本国策,30多年我国少出生4亿多人,为限制我国人口过渡膨胀做出了积极贡献。但老龄化社会日益逼近,到2050年,我国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将达到3.32亿,占全国人口的比例将超过23%,劳动力短缺现象将日益严峻。
多生一个孩子的成本有多高?北京的数字是24万。
2009年12月21日,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副教授杨支柱的第二个女儿降生。因为生了二胎,杨先生被学校解聘,成了“下岗教师”。2010年9月,北京市海淀区计生委又做出决定,对杨先生夫妇按照2009年北京市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9倍,征收社会抚养费24万余元。今年,费用上涨到39万元。
超生游击战,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盛行于我国农村。由于传统多子多福等诸多因素影响,农村成为超生“重灾区”,计划生育在许多地方“一票否决”,因此成为基层政府的头等大事。国务院《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给出了各地罚款弹性标准:“社会抚养费的具体征收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
综合看来,全国计划生育罚款数量惊人。独立学者何亚福做了一个比较保守的计算,“从1980年到现在,平均每个超生人口实际被征收的超生罚款为一万元。由此可以计算得出:1.5亿至2亿超生人口的超生罚款总额是1.5万亿至2万亿元。”
对于期盼生育二胎的单独家庭,还要等待各地细则的出台。
近日,国家卫计委基层指导司司长杨文庄解释,此次计生新政策,准确说只能称“两孩”而非“二胎”,是强调生育的“数量”而非“胎次”。如果第一胎是多胞胎,就不能再生育第二胎。
北京市卫计委工作人员提示,“单独二孩”只有写入修订后的《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并自发布实施即日起,“单独”夫妻生出的第二孩子,才算是合法生育。新《条例》实施前出生的“二胎”算超生。
关于具体实施日期,国家卫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现行政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有明确规定:国家稳定现行生育政策,鼓励公民晚婚晚育,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可以要求安排生育第二个子女。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规定。此次启动生育新政策,由各地依据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通过省级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委会修订地方条例或做出规定,全国不设统一时间表。
尽管“生与不生”乃公民权利,别人不便过度置喙。但透过人们对“单独二胎”的不同反应,政府及社会还需认真反思,尤其注重与此项利好政策推行的配套措施衔接,致力于对生育者的压力缓解和成本降低。
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新的生育政策,“单独二胎”成为社会近期热议的话题。从各方面情况看,经济压力成为一些人不想生二胎的重要原因。在“生还是不生”这个问题上深思熟虑,说明人们的生育观念走向了理性,同时也反映出人们对“优育”更加重视。在北京有六七成的“单独”家庭想生二胎,广东有八成。
中国人民大学组织的一项样本数近万人的调查显示,符合单独二胎政策的夫妇中,约50%-60%愿生育第二个孩子。这一结论与多个门户网站上的调查结果类似。新浪网进行的一项3万余人参与的调查显示,64.5%的网民愿意生育“二胎”。[详细]
科学调研、论证固然重要,但亦不能忽视民众参与的重要性。作为与民众关系极其密切的一项政策,各地“单独二胎”细化方案的制定过程不能“闭门造车”。除了需要进行深入调查研究之外,也需要广开言路、广集民智、广纳民意,充分保障民众的“发言权”,进而提升方案的针对性与可行性。
地方计生部门与其忙于澄清“二胎”还是“二孩”,还不如集中精力尽快做好下面这样一些事情:一方面,抓紧修订相关具体计生法规,为“单独两孩”政策尽快落地做好充分准备;另一方面,进一步为“单独二孩”政策的顺利启动实施,采取更多能彰显“公共服务”理念的配套措施。
然而由于国家只是“放开”,而非“鼓励”,现实育子环境会让很多年轻家庭纠结,也会让生了二胎的普通家庭面临生活艰难。国家有必要对教育市场进行一定干预,减轻城市双子家庭的养育负担,从而让普通的单独家庭能够实际享有生育二胎的权利,而不是使这项政策成为富裕家庭的“特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