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工业化进程，我国城镇化经历了一个起点低、速度快的发展过程。从1978年到2013年，我国城镇常住人口从1.7亿增加到了7.3亿，城镇化率从17.9%提升到了53.7%。预计2020年，将达到60%左右，2030年将达到66%左右。
如果我国城镇化目标、方向不变，将释放巨大的内需潜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但当前一些地方出现了急于求成的问题，片面追求城镇化率，造成土地城镇化高于人口城镇化，土地流转“非粮化”“非农化”倾向，甚至威胁粮食安全等状况。
此外，当前的城镇化在增进经济效率方面的作用也没有充分发挥，无论是城市的集聚效应还是城市资源利用与配置效率等都不够强。
对此，韩俊认为，我国当前城市土地利用结构不合理，工业用地占比重太高，居住用地比重太低。“我国城市的空间形态普遍呈现以主城区为主、‘摊大饼’式向外蔓延发展；城市内部铺张浪费和过度密集并存，老城区过度拥挤，新城区贪大求洋；城市交通拥挤从特大城市向一般城市迅速蔓延，‘城市病’逐步加重。”
当前，支撑城镇化加速发展的资源利用方式已难以为继。据国务院2011年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有69个资源枯竭型城市，占118个资源型城市的58.5%；400多个缺水城市，占661个城市的三分之二以上；500个大型城市中，只有不到1%的城市达到世界卫生组织空气质量标准。资源的粗放利用及其导致的环境退化是城镇化面临的重大挑战。
2011年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报告时也披露，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消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2倍，是发达国家的3-4倍。城市人均建设用地130多平方米，高于发达国家人均82.4平方米和发展中国家人均83.3平方米的水平。
韩俊指出，城镇化过程中，土地问题尤其应解决好两大问题：第一，如何使土地资源利用更加高效。现在土地利用太粗放，存量土地开发利用空间非常大，在一线城市要压缩工业用地规模。第二，如何保证土地增值收益更加公平分配。
随着政策对土地流转的进一步支持，工商企业长时间、大面积租赁农户承包地，土地在向规模化种植迈进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土地“非粮化”、“非农化”加剧的情况。今年初，农业部发布一份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12月底，全国家庭承包经营耕地流转面积达到2.7亿亩，其中流入工商企业的耕地面积为2800万亩，一些地区工商企业租地种粮食的只有6%。
韩俊提出，应加快建立工商企业租赁农户承包耕地的准入和监管制度。“防止农村土地过度集中在少数大公司手中，挤压农民就业空间。要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承包土地经营权，培育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主体。同时要解决好土地增值收益更加公平的分配问题。”
在农村宅基地流转问题上，韩俊表示，目前完全放开还不成熟，应坚持实行宅基地集体所有和“一户一宅”的前提下，有条件、有范围地放开农户宅基地流转。“如果不设相应的限制条件，放开宅基地市场，将导致大量宅基地的使用权被财力雄厚的少部分城镇居民获得，极可能助长土地投机，农民集体其他成员的用地空间势必会受到挤压。”
如何才能真正盘活农民的土地财产，促进这些资源的有效流动，融资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对于承包地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林权“三权”的融资难题，韩俊认为，一方面，政府投入资金建立融资担保公司，为农村“两权”抵押融资提供担保服务。同时，还应加快构建农地抵押需要的一系列外部条件，如组建农村土地和房屋评估中介机构。
韩俊建议，建立各级政府公共服务成本合理分担机制。推进财税体制和投融资体制改革，解决城镇化的资金保障问题。同时，还要加强对地方融资平台的风险管控，使银行资金在有效控制风险前提下支持城镇化建设。进一步开放投资领域，允许民间资本参与受限制产业的投资，在医疗、保健、教育、金融等领域，放松管制，让民营企业在市场上平等竞争。对于一些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行业，如城市供水、供气、垃圾处理、污水处理等公用事业，以特许经营的方式引入民间资本。
为贯彻落实《国家新型城镇化发展规划（2014-2020年）》相关要求，保监会印发了《保险业服务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目标是探索保险业服务新型城镇化的体制机制和有效模式，逐步使保险业成为统筹发展多层次城乡保障体系的重要支柱。
据介绍，《意见》的起草坚持了四项原则。一是以人为本。充分发挥保险的经济助推器和社会稳定器作用，更好地满足城镇化进程中城乡居民多层次、多样化的保险需求，促进城乡居民安居乐业。二是改革创新。提升服务能力，挖掘服务潜力，形成保险业服务城镇化的有效体制机制，在服务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实现保险业转型升级。三是市场主导。发挥市场机制在引导保险资源服务城镇化方面的决定性作用，增强保险业服务城镇化的内在动力和活力。四是政府引导。发挥政府推动和政策引导作用，增强保险业的保障效应，提高全社会运用保险机制促进城镇化建设的能力和水平。
下一步，保监会将根据《意见》内容逐条分解工作任务，重点抓好《意见》的落实工作。一是明确会内相关部门和各保监局工作职责，加强宣传督导，切实将《意见》落到实处。二是积极引导各保险公司，深入领会《意见》精神，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提升服务质量，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贡献力量。三是加大与相关部委和地方的政策协调力度，为保险业服务新型城镇化建设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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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多家房产机构发布了全国主要城市的写字楼供求状况和租金价格指数，除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空置率保持低位平稳或小幅降低，不少二线城市的写字楼空置率却是连续攀升，租金也呈现下跌趋势。
在长三角地区，2013年底无锡写字楼空置率为58%，杭州为30%，其他一些城市也都在30%左右。在成渝地区，2014年第一季度重庆写字楼空置率推高至45.37%，较上季增加8.37个百分点；相邻的成都也攀升至43.9%，尤其是作为主要新增供应集中的天府新区，空置率达到58.9%。
不少地方政府与开发商合谋，出现了“画图、卖地、拆迁、造楼”流水线式的“新城摊大饼运动”，在新区产业孵化刚刚起步、基础设施建设后进的情况下放量供应土地，上马大量商业地产项目，带有视觉冲击力的水泥大厦形成崭新的城市森林。
但是，即使是未来需求依然保持旺盛也不可让新区写字楼像现在这样大摆“白菜剩宴”。一方面，当前的高空置率不仅在于写字楼存量高企，还在于未来数年庞大的供应预期。有权威地产机构考察12个二线城市后预计，在考虑45%延期竣工和20%空置率的前提下，要消化未来4年的写字楼供应，对本地第三产业的名义增长率要求高达28%。X 另一方面，与住宅地产通过持有增值不同，写字楼的投资收益主要来自于租金收入，稳定的租金水平是维持投资者合理回报，以及避免开发商资金链断裂的重要保障。住宅地产开发商至少可以降价处理楼盘以收回投资，但这些空置过半的大楼，不仅仅是一种资源浪费，更可能是一个个财务黑洞。
今年3月发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明确指出，严格新城新区设立条件，防止城市边界无序蔓延。确需规划建设新城新区的，必须以人口密度、产出强度和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准，与行政区划相协调，科学合理编制规划，严格控制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建设标准过度超前。
这些要求，对支持快速城镇化的二线城市政府和开发商来说是一个警示。缺少对长期发展的认真规划、没有合理控制土地供应节奏，以及忽视市场规律和发展趋势，只能导致写字楼畸形供应，背离推进城镇化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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