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货币属于央行对金融和实体经济部门的负债，其影响因素包括同在负债方的债券发行、财政存款，以及在央行资产方的外汇资产、对政府债权以及对金融机构债权等，又分别对应着央行购买外汇、购买国债和对金融机构再贷款等行为。
从1998年至今，我国基础货币总量从3万亿增加到27万亿，年均增速高达15.5％，其中2006到2011年是增长高峰期，年均增速高达23.2％。但如果观察央行总负债增速，可以发现其高峰期是2003至2008年。但目前两者增速均放缓至10％以内，基础货币增速明显放缓。
导致基础货币和央行总负债走势背离的重要原因是央票的发行。在2003至2005年，虽然外汇大量流入，但由于央票的巨量发行，使得基础货币依然低增。而在2008年以后，虽然外汇流入放缓，央行总负债扩张减慢，但由于央票的持续到期，使得基础货币在2009至2011年依然保持了3年的高增长。而今央票已经淡出，基础货币走势重新与央行总负债保持一致。
央行的货币创造主要体现为三大资产购买行为：一是购买国债，二是购买金融机构债权，三是购买国外资产。而在1994年以后，《人民银行法》禁止央行给财政透支，因而后两者成为货币创造的主要渠道。在1990年代初，基础货币创造以再贷款为主，占央行总资产比重的70％至90％。而随着外汇资产的逐渐扩张，外汇资产占央行总资产的比重从1997年的42％上升至13年的86％，而对金融机构债权占比从52％降至7％，意味着外汇占款取代再贷款成为中国基础货币创造的主渠道。
2001至2009年，央行外汇资产年均增速高达34％，而2009年以后年均增速降至10％。与之相反，央行对金融部门债权在2001至2009年年均下降1％，而在2009年以后年均增长4％。这意味着对金融部门债权在基础货币创造中的地位正在逐渐提升，再贷款属于央行对金融部门债权中一项，最近被再次界定和提起，作用进一步增强。
再贷款除了承担流动调节功能外，还承担一些诸如维护金融稳定、支持特定项目投资以及对农业和小微企业贷款支持的功能，这些功能是央行货币政策的有益补充。
在2013年四季度货币政策报告中，央行进一步完善再贷款功能定位，将再贷款由现行的三类调整为四类，即将原流动性再贷款进一步细分为流动性再贷款和信贷政策支持再贷款，金融稳定再贷款和专项政策性再贷款分类不变。
第一，流动性再贷款：央行对商业银行发放的流动性再贷款和分支机构对地方性存款类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短期再贷款，发挥了流动性供给功能。
第二，信贷政策支持再贷款：主要是指“支农、支小再贷款”。将中小金融机构再贷款更名为“支小再贷款”。支小再贷款发放对象由现行的城市商业银行调整为小型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和村镇银行等四类金融机构，用途由支持扩大中小企业贷款和消费信贷调整为支持以上金融机构发放小微企业贷款。2014年一季度信贷政策支持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其中支农再贷款500亿，支小再贷款500亿。
第三，金融稳定再贷款：1998年，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少数金融机构经营不善引发支付危机，央行对危机中的中小金融机构发放紧急贷款，缓解了支付压力，控制了支付危机。金融稳定再贷款适用范围依据《中国人民银行紧急贷款管理暂行办法》中规定，包括城市商业银行、城市信用合作社和农村信用合作社，不包括大型商业银行。另外金融稳定再贷款还包括地方政府向中央专项借款。
第四，专项政策性再贷款：专项政策性再贷款主要针对特定项目的贷款，比如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粮棉油收购与储备再贷款、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再贷款等。今年央行再次向国开行再贷款3000亿用于棚户区改造应属于专项政策性再贷款。
1季度货币政策报告显示，2014年以来已安排支农、支小再贷款1000亿元。而目前市场推测央行在4月安排国开行再贷款3000亿元，用于定向支持保障房建设。这也意味着在外汇占款逐渐淡出的背景下，再贷款将在货币创造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也将成为未来观察货币政策取向的重要视角。
随着再贷款在货币政策中的作用凸显，海通证券分析师姜超表示，再贷款利率将更多反映政策意图。从5月份再贷款利率和回购利率走势看，2008年以后再贷款利率低于同期限回购利率，而1年期再贷款利率也低于银行间同业拆借加权利率，再贷款在基础货币创造中的作用进一步加强之后，再贷款利率将更多体现货币政策意图，对货币市场利率的影响或日益加强。
长城证券分析师黄飙认为，央行货币政策基调短期不会变化，在经济下滑未突破监管层心理预期的前提下，结构调整仍是下一阶段的主要任务。定向刺激（央行评级制度配合下的再贷款）、差异化杠杆将会是后续以调结构稳增长为主要政策目标的可能选择。
在一些机构“焦虑”地呼吁全面降准之时，管理层给出了“加大‘定向降准’措施力度”的答案。
权威人士表示，加强“定向降准”并非意味着政策转向。首先，央行近两年一直在使用定向政策；其次，定向政策不会扩大到所有机构；第三，货币政策不会整体放松，而是更注重结构性调整。
“加大定向降准措施力度，可以说导向更明确、要求更具体，有利于正向激励金融机构将信贷资源更多投向三农、小微企业等国民经济薄弱环节，从而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纪志宏说，加大定向降准措施力度既能增加金融机构的可贷资金，又能降低三农、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相比此前更多指向涉农银行，下一步的范围或涵盖更多与小微贷款相关、符合比例要求的金融机构。
纪志宏表示，下一阶段将坚持“总量稳定、结构优化”的取向“经济处于转型期，所以也特别强调，要在稳定总量的同时优化结构，所以我们看到从去年以来，在产能过剩行业、地方融资平台两方面的贷款大幅下降。我们希望通过货币政策工具的灵活微调，进一步促进结构优化。”
本次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次明确提出，要降低社会融资成本。
对外经贸大学金融学院院长丁志杰表示，虽然大家可能关注到的更多是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现象，但实际上这是当前中国实体经济普遍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而且这是在货币和信贷投放量大的情况下发生的。因此，这一问题不能仅从银根松、紧的角度来理解，实际上，它更多体现的是金融制度设计和政策实施中的问题“要在一定程度上，对现有金融体系进行优化，使得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作用发挥出来，这个非常关键。”他说对外经贸大学金融学院院长丁志杰表示，虽然大家可能关注到的更多是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现象，但实际上这是当前中国实体经济普遍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而且这是在货币和信贷投放量大的情况下发生的。因此，这一问题不能仅从银根松、紧的角度来理解，实际上，它更多体现的是金融制度设计和政策实施中的问题“要在一定程度上，对现有金融体系进行优化，使得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作用发挥出来，这个非常关键。”他说。
提到“融资贵”的问题，就不得不提所谓的影子银行体系。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吴晓灵在日前发布的报告中指出，截至2013年末，中国体系内影子银行规模达51651亿元，与2012年末的3万多亿元的规模相比，增幅明显。这些游离在传统金融机构贷款之外的融资渠道，在“输血”企业的同时，更推高了企业的融资成本。
银监会政策研究局副局长张晓朴表示，同业、委托贷款、理财、信托等一些业务交易过于复杂，融资链条较长，其中一些存在着不规范之处，不但蕴藏了金融风险，一定程度上损害了银行的合规经营文化，而且也推高了企业的融资成本。
郭田勇表示，影子银行体系之所以推高了融资成本，是因为现有的银行受限于规模管理而导致其提供资金的能力不能充分释放，因此，解决影子银行问题，要有堵有疏，一方面对影子银行融资进行规范，另一方面和定向降准政策相结合，降低一部分金融机构的准备金率，使其投放更多的信贷，间接地把融资成本降下来。
“从总体上看，今年以来企业融资成本已趋于稳定甚至略有下降，但跟前两年比还是偏高。”张晓朴表示，下一步银监会将会同有关部门从6个方面降低社会融资成本。这些措施包括进一步规范同业、信托、理财、委托贷款等业务。
中央虽然提出加大“定向降准”措施力度的要求，但这并不意味着政策取向的改变“货币政策不能进行整体性的放松。现在市场不是缺钱，而是结构不合理。”郭田勇说。
此前，由于中央“适时适度预调微调”的表态频频出现，市场对于未来货币政策全面放松的预期有明显的升温，尤其多家外国投行，更是做出降准时机已到的预测。但是，此次加强“定向降准”的表态，将弱化市场“全面降准”的预期。
郭田勇表示，如果货币政策“撒胡椒面”，不分对象地谁都给钱，那么资金未必流到政策引导的领域，反而可能流到产能过剩或房地产等领域，造成事倍功半的后果。[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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