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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部国际城市蓝皮书《国际城市发展报告2012》指出,2011年末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首次超过50%,已成为“城市化”国家,预计到2020年,城市化率将达55%,其间1.5亿中国人将完成从农民到市民的空间、身份转换。
但与此同时,由于人口及城市布局缺乏预见性规划,城市基础设施承载力严重不足,带来了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秩序紊乱、运营低效、行政区划分割等一系列问题,制约着城市的持续发展。未来一段时期,将是城市病的集中暴发期。[详细]
人口膨胀
特大型城市通常对人口具有强大的集聚作用,但是一旦城市建设和管理跟不上迅速增长的需求,各类城市基础设施的供给滞后于城市人口的增长,就会引发一系列的矛盾,出现环境污染、就业困难、治安恶化等城市病。
交通拥堵
交通问题一直是大城市的首要问题之一,主要表现为交通拥挤以及由此带来的污染、安全等一系列问题。交通拥挤对社会生活最直接的影响是增加了居民的出行时间和成本,出行成本的增加不仅影响了工作效率,也会降低居民生活质量。
环境污染
环境污染使得城市从传统公共健康问题(如水源性疾病、营养不良、医疗服务缺乏等)转向现代的健康危机,包括工业和交通造成的空气污染、噪音、震动、精神压力导致的疾病等。
资源短缺
据联合国有关机构预测,到2010年,不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的大中型城市,都将面临严重的水荒。此外,土地资源紧缺问题也是国际大都市在城市化进程中所必然出现的问题。如何开辟新的发展空间、拓展地域范围已成为各大都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城市贫困
贫民窟问题是发展中国家的大中城市在加快城市化进程中所出现的特有现象。一方面,贫民窟居民大部分人处于贫困线,享受不到作为公民所应享有的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居住、出行、卫生、教育条件极差。另一方面,一些贫民窟为黑社会所控制,成为城市犯罪的窝点。
大城市优质的社会公共资源对流动人口形成了强大的吸引力,使得大城市人口流动形成盆地聚集效应。城市居民也许会津津乐道于大都市有较多的工作机会和良好的生活便利,但又不能不承认,这里带给我们更多的是无奈与沮丧。
城市过度扩张易染“大城市病”,比如,城市空气越来越浑浊,房价越来越高企,交通费支出越来越沉重……这一切,逼迫着今天大都市的不少白领作出逃离大都市的选择。
但一项调查显示:如果可以自由选择居住地,大城市仍然是城乡居民的首选,而北京、上海和广州的受访者中则有高达97%希望自己仍然居住在北京、上海和广州。可见大城市魅力依旧不减,所谓逃离“北上广”更多只是对高房价的无奈抱怨。
城市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的巨系统,是一个运动的矛盾统一综合体,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城市有点“病”是正常的,只要不“病入膏肓”导致城市“偏瘫”就可以治理。只是特大城市的“城市病”更严重一些,治理的需求更迫切一些。
应尽早由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
国家应当控制特大城市规模恶性膨胀。城市用地只需要7万平方公里,而目前我国城市建设规划用地和开发区规划用地已经远远超过这个数字,即便不再新增城市建设用地,只要盘活现有土地,优化利用,也能满足未来城市化的需要。
改变城市发展“指挥棒”
科学合理的规划是城市管理的基础和关键。要防治“城市病”,实际上就是要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城市规划应当完善周边区域功能,尽量减少职住分离现象,减少“钟摆式”通勤;城市规划应当疏散主城区功能,尽量减少人流、物流在中心城区的高度集中;应当按照人口比例等合理配置公共资源……
专家认为,宜居城市应该是一个“婴儿车能在街头任意出现”的城市。因为,婴儿车能不能上街,其后边包括相关设施是否无障碍、道路是否畅通无阻、空气是否足够清新、市民是否有休闲的时间和空间。
环境污染、交通拥堵、房价高涨……城市化也是一个国家发展不可逆的进程,“城市病”或许是城市化进程中的必然现象。既然结果不可避免,就要充分把握过程,及时调整发展战略,比如城镇、农村合理规划,经济、文化、环境协调发展,趁城市未病入膏肓之前及时诊治,让城市早日脱离病榻。万不可讳疾忌医,不要等到城市奄奄一息,田园已芜,无处可退时才追悔莫及。
中国城镇人口比例达到51.27%,已成为“城市国家”。中国城市被各方普遍视为新兴市场城市的典型代表。中国的城市化,需要在内涵、主体、路径上走出创新的步伐。[详细]
标志着城市化国家的初步形成,城镇化将对第三产业产生巨大需求,缓解就业压力。但与此同时,也会出现一系列新的问题,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的矛盾依然突出。
城镇化伴生了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公共资源短缺等“现代城市病”和土地资源浪费、劳动力缺失和留守儿童等“农村空心化”问题,“伪城市化”也是屡屡被人诟病的问题之一。
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同时,更应注重三个方向的转变:从“关注速度”转向“关注质量”;从要素的城市化转向人的城市化;以及从“空间城镇化”转向“人口城镇化”。
现有的城镇化模式不可持续,城镇化率存在“虚高”现象,城镇化应和经济实力相匹配,要特别注意解决好农民工在城镇落户以及就业、子女教育、住房、社会保障等问题,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并行不悖。
2011年末中国城镇人口达6.9亿,城镇化率达51.27%的数据很可能是一个数字繁荣,原因在于中国特色的统计口径。要跨过统计口径三重门,才能真正认识“城市化率”在中国的含义。
城市化应该让大家在收入和福利、保障等方面取得与城市化速度相并进的增长,当前价格远远脱离实际的商品房市场,对中国大多数普通家庭而言是没有意义的。
“城市病”的治理本质上属于社会的公共事务,没有政府主导,主要矛盾难以破题,没有公众参与,难以聚沙成堆。应该是一种“政府主导,公众参与”的格局。